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史料典籍研讀計畫」
Judith Butler的性別表演\宣成理論研讀會
第七次研讀導讀綱要
導讀：林春蘭
關鍵字：paternal law
repression
signification
symbolic
semiotic
libidinal drives 壓力
libidinal multiplicity
p.101. Ⅰ.
1. The Body Politics of Julia kristeva
kristeva：在顛覆語言中父系的法律（語法 paternal law），為女性提供了一個獨特的位置
Lacan：
父系法律（語法）建構所有語言的象徵（signification），名為”the Symbolic”（符征？參考廖炳惠），因而成為文化本身普遍組成的原則。這項（法律）語法創造了意義的語言的可能性，然而，意義的經驗，透過抑制主要本能衝動的驅使，包括孩童對母體本質的依賴，然而，the Symbolic成為可能是藉由拒絕（否認）和母體之間主要的聯繫，主體（Subject）的浮現是此項抑制的結果，進而成為此項抑制（壓抑）律法的一個載體或支持者。那個早期依賴的欲望混亂的特徵，如今已全然的被單一的代理人所壓迫，而她的語言是被那個律法（語法law）所建構，此項語言，反過來說，藉由抑制多數的意義而建構世界（經常召喚欲望的多數已被特徵化了和母體之間的主要聯繫）並且和它們安置單一的意義和區別的意義
p.101. Ⅱ.
K挑戰L的說法，L假定文化的意義需要對母體主要的區域（place）關聯的抑制，K質疑（argue）”semiotic”
p.102.
kristeva：”semiotic”是語言的一項重要性，藉由主要母體所引起，同時，在symbolic成為永久（必要）的顛覆元素（反駁了Lacan）
”semiotic”在每個文化的語（辭term）中表達組織的欲望多數（libidinal multiplicity），進而在詩的語言之中多數的意義和未閉鎖（開放的）語意（semantic）佔優勢，語的語言在語言的（terms）語辭（？）中是對母體的回歸（recovery），存有一種對父系語法（the paternal law）瓦解、顛覆、取代（移位）的可能性。
關鍵字：subversion
prediscursive
p.102 kristeva論點的doubtful：
Ⅰ.即使K擴展拉崗成果的局限（性）去普遍化語言（language）中的父系語法（律？ paternal law）K.L.她也承認（the semiotic）不變地從屬於（the Symbolic）假設它的在hierarchy語辭（terms）的獨特性，免於被挑戰。
Q 若：semiotic助長了顛覆、取代、或分裂父系語法（律）的可能性。
若是symbolic總是重複主張它的霸權，這些（terms）能有何意義？
Ⅱ. k.：the semiotic是項有效顛覆的資源（subversion）
B的語法認為K
1. 不清楚的是：
（無論）是否與母體之間的主要（聯繫）關聯，不論在L.或K.皆傾向接受它是一個可存活結構（viable construct）並且無論如何甚至是可知的經驗（knowable experience） 矛盾
導致特徵化the semiotic經常是先於推論的欲望經濟（libidinal economy），然而，libidinal economy維持一種先於語言本身的本質性狀態（an ontological status prior to language itself）特別是在詩的語言（poetic language），這種先於推論的欲望經濟，成為文化顛覆的位置（a locus of cultural subversion）。
關鍵字：libidinal multiplicity
poetic language對symbolic的權威性
2. Q：當質疑顛覆的欲望資源（libidinal source of subversion）不能存在于文化中的terms（the terms of culture）之中，那麼，于文化中的確實出現將導致文化本身的精神變態（psychosis）和崩潰（breakdown）。 矛盾
K交替（互相）地斷（假）定，否認the semiotic成為解放的典範（emancipatory ideal），雖然她告訴我們語言的重要性重複地受壓抑，她同時承認那是一種無法經常存在的語言
矛盾：依賴語言又要超越語言
壓抑情況又要被抵抗
Chora
p.103.Ⅰ.
Q：libidinal multiplicity如何顯著地存在於語言（language），並且在那裏它的短暫生命是什麼樣的狀態？
K.（敍述）描述先于文化本身母體就（如）承載一系列的意義
接著捍衛文化的概念是一種父系（權）的構造（組織），並界定母性本質上是先于文化的事實。
她自然（主義式）的描述母體有意義的具體化母性（motherhood）並預先排除一種文化結構及存在的分析。
在質疑先驗（prediscursive）libidinal multiplicity是可能的，我們將思考，是否K.所聲稱於先驗母體（prediscursive maternal body）的發現是它本身的一種既定（有）歷史（性）敍述（discourse）的製造（生產production）一種文化的結果而非它的神秘和主要的原因。
p.103.
Ⅱ.假使我們接受K.大部分理論的趨勢，不清楚的是如此趨勢（傾向drives）的顛覆結果能達成，藉由semiotic，而非暫時且無益的父系（法律）（v.父權？）霸權的分裂（瓦解disruption）
深究K.在語言中有關semiotic function的描述，顯示出K.於一定層次（level）的semiotic本身恢復了父系的法律（paternal law）最後，似乎K.提供我們一個不可能足以證實的政治現實的顛覆策略
提供重新思考（於趨勢drives、語言language、和父權patriarchal prerogative，之間的關聯）能夠達到一個無為有意義的顛覆策略。
Ⅲ. K.（drives）趨勢擁有進入語言前的目的（aims），語言經常壓制或昇華這些drives，而這些drives僅明顯的存在於這些語言的表達而違反了在symbolic領域之中單一明確意義的要求，她更一步聲稱顯著的（multiplicition drives）多樣（數）的drives進入語言之前的浮現在semiotic中
※ multiplicition drives
不同於the Symbolic，母體明顯的存在於詩的言說（speech）中，語言意義的領域、版圖（the domain of linguistic meaning）
p.104.
Ⅰ.早在1974〈詩的語言的革命〉（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詩的語言中，趨勢（drives）的異質性和多數可能性，K.質疑兩者之間有一必然的原因關連（causal relation），不同於Lacan，她認為詩的語言並不是因主要drives的壓抑而來。相反的，詩的語言，她聲稱，在語言的occasion drives分離（區分）了語言中平時單一意義的terms。同時，顯示出一種抑制不住的異質多數聲音和意義。K.論爭Lacan關於Symbolic與所有語言的意義的相等性，是藉由主張詩的語言有它自己的意義的原型，而此原型未順從于單一指示（命名）的要求。
Ⅱ.藉由詩的結構（function），她同意自由的敍述（a notion of free）或uncathected（？）動能（energy）將在語言之中使它成為（知名）的、已知的？
案例，”語言中drives的混雜，我們應可預見詩的語言的經濟（economy）”並且，在此經濟中”單一的主體再也無法滿足它的his【sic】位置”
這項詩的結構是一個拒絕的或分歧的語言結構，而此語言結構導致分裂或增加意義，它藉由繁殖和破壞（驅除）單一signification而設定drives的異質，然而此項驅策導致一種高度的差異，或複數的（plurivocal）系列的意義出現成為drives的復仇（反）對抗symbolic規則，換言之，根據它們的抑制repression，
K.辯稱semiotic成為多數drives存在於語言中。
K.定義the semiotic為”signifying function—與主要過程的原型連結”
“the signifying function…connected to the modality of primary process”
Ⅲ.
1977”Desire in Language”
K. Symbolic抑制和semiotic不正的指控主要（大部分）的drives如今已被視為母親的drives（maternal drives）
p.105.
Ⅰ.不只這些drives 屬於母親，同時這些drives特徵化了嬰孩對母親的依賴，換言之，母體指涉（designate）繼（持）續的關連，而非分開的主體或客體的欲望，事實上，（以欲望為前提）它指涉（designate）jouissance促使欲望和主/客體一分為二。（dichotomy）？
當Symbolic根據母親的回應，semiotics藉由韻律（rhythm）、assonance（類音、母韻）、吟詠（intonation）、聲音的扮演（sound play）和重複repetition於詩的言說（speech）、再現（re-present）或恢復、取得（recover）母親的身體（the maternal body）。
甚至，”嬰孩第一次的共鳴（”first echolalias of infants”）和”在心理分析敍述的語彙（”glossalalias glossarial in psychotic discourse”）皆是母子關連（系）顯著的連續，先於（孩童和母親的）區隔/獨立，一種（衝動的impulse）異質領域，就像亂倫禁忌放置的結果。
p.105 phoneme和semiotic的關係 semiotic symbolic
L：mirror（the other）stage
Ⅰ.結果藉由禁忌，母子的區隔語言化的被表達成從意識（sense）而來的嚴謹聲音。
用K.的話來說：”phoneme”做為意識區別的元素，一如symbolic屬於語言。
但此一相同的phoneme包含在rhythmic，重複的吟詠，它從意義（meaning）引問
自治（律）（autonomy）導致以近於本能驅使（drive’s）的身體，在semiotic配置中維持它本身的存在。
Ⅱ.”semiotic”為K.描述成破壞或腐蝕”symbolic”；被說成（”before”）之前的意義，一如當一個小孩開始學說話，或之後（”after”）的意義，就像當一個精神病患不再使用（words）文字去signify（指涉？），若symbolic和semiotic被理解（視）為語言（language）中的兩種形式（態；modalities），若semiotic被視為經常的symbolic抑制，那麼，語言之於K.是被理解成一個系統（system），在其中，symbolic仍維持它的霸權（支配hegemonic），除了當semiotic（藉由）因母音省略（elision）、重複（repetition）、純粹的聲音（mere sound）而阻斷它的指涉過程（signifying process），以及藉由模糊地signifying想像（images）和隱喻（metaphors）等意義的增加。在symbolic的形式（mode），語言仰賴（rests upon）與母體獨立連系的隔離，在此，它成為抽象（自語言的具體性）和單一意義；（最顯而易見的）（在份量上或純粹形式上的理由），這是。在semiotic mode（形式），語言參與了詩的母體復原，而此基於所有抽象的和單一意義signification具體化的普及（擴散），K.寫道：
在任何詩的語言，不僅是rhythmic抑制（constrains），舉例而言，甚至違背一些自然語言法上的規則，但于近來的文本（texts），這些semiotic的抑制伴隨著不可回復的syntactic（造句法、文章構成法）elisions；不可能去重新建構（reconstitute）獨特elided（省略發音）syntactic category（種類、範疇）（object or verb），而這創造，可決定的utterance（發音、語調）的意義
p.106.
Ⅱ.
對K.而言，這項不確定性undecidability在語言（language）中，正（確）是本能的（instinctual）時刻instinctual moment，它的阻斷結構（disruptive function），詩的語言提供（suggests）了連貫的分解（除），signifying主體進入主要的連續，即是母體：
語言如symbolic結構組織它本身，是以抑制本能的驅使（drive）和母親的關連為代價，反過來說，未定、質疑的詩語言主體維持它本身是以再度啟動此項抑制、本能的母性（女性）元素。
Ⅲ.
K.論及詩的語言的主體並非全然贊同，因為詩的語言腐蝕、破壞主體，在此，主體參與於Symbolic中被視為一個發聲者（言說）（speaking being），隨Lacan禁止（prohibition），K.主張對抗（against）與母親亂倫的連結是主體的奠基（礎）法（founding law），此一根基切斷（severs）或阻隔了母體獨立的連續關連，于創造主體中，禁止的法（prohibition law）創造Symbolic或language的領域（domain）當成單一意義signifying signs的系統，然而，K.推論（定）”詩語將成立，因為它的質疑過程的主體同義於亂倫”？（poetic language would be for its questionable subject-in-process the equivalent of incest.）
Symbolic language的決裂抵觸了它自己的基本法則，同樣的，破裂的浮現從它自己本能的內在進入語言，不是單純地欲望的異質性
p.107.
Ⅰ.
突發進入語言，它同時signifies先於ego個體，從屬於母體的身體狀態，詩語永遠指示一種回歸母性的地域（帶），那裏母性signifies欲望的依存，和驅使（drives）的異質性（libidinal dependency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drives）
Ⅱ.
於”Motherhood According to Bellini”中，K.由於母體signifies連貫的缺失（匱乏loss of coherent）和區別意識（discrete identity），詩語近於精神病（psychosis），就一個女人在語言中的semiotic表達，回歸母性signifies一種先於推論的同性戀（prediscursive homosexuality），而此，K.同樣清楚地與精神病（psychosis）一併聯想。雖然K.承認詩語受到文化的支撐乃藉由參與symbolic，然而，在語言的溝通性的基準上（norms），她並沒有讓同性戀能夠以相同非精神病患的社會表達出現。K.觀點關鍵以同性戀的自然精神變態（psychotic nature of homosexuality）被理解。
我的建議，於她的接受結構主義者（的）推論
異性戀自同延于Symbolic的根基。然而，同性戀者欲望的精神（cathexis）貫注得到達成，根據K.的說法，只有透過易位、取代（displacements），而此取代，在symbolic中被承認，諸如詩語或生產的實踐（act of giving birth）：
藉由生產（giving birth），女性和母親更為親近；她成為，她是她自己的母親；她們是相同的、連續的自身分化（ditlerentiating itself），她實踐了母性中同性戀情況（facet），藉此方式，女性同時地更親近於她的本能記憶，更開放於她的精神變態（psychosis），因此，更加否定社會Symbolic的束縛（bond）。
Ⅲ.
據K.，生產的實踐並未成功地重建先於個體的連續關係，因為孩童於亂倫上必受禁止，且被區別成一個分離的意識（discrete identity），就一個母親自女孩（girl-child）區別而來而論，結果是對兩者而言都是憂鬱的，因為分離（separation）永遠不全然完成。separation-loss-forever
進入億像期（因為有separation）
p.108.
Ⅰ.
當對抗悲傷或哀慟時，其中，分離（separation）被承認，並且本能的衝動附（從）屬於（attached to）原始的客體，成功地取代成為新的代理客體，憂鬱註定（designate）敗給悲傷（grieve）
匱乏（loss）單純地內化了，在某種sense上而言，被拒絕了悲傷中。除了對於身體地否定之外，母體內化成否定（negation），所以，女孩的意識成為它自己的一種匱乏（loss），一種特徵化的剝奪或缺失（lack）
Ⅱ.
據所稱的同性戀精神病（psychosis）存在於它和父系法律以及女性自我（”ego”）基礎的完全決裂。
它即使微弱，以憂鬱回應自母體的分離。然而，據K.，女同性戀是精神病進入文化的浮現。
母性同性戀（homosexual-maternal）的情境是一整組的文字（words）、意義和所見（seeing現實）的一種缺席，它是種感覺（feeling）、取代（displacement）、rhythm（韻律）、sound（聲音）、flashes（瞬間）和對母體的神奇依戀，且將其視為對抗冒險的畫面（as a screen against the plunge），對女人而言，失落的天堂而是似乎更近於當下（at hand）。
Ⅲ.
然而，對女人而言，同性戀於詩語中顯而易見，事實上，成為唯一的semiotic形式，除分娩（childbirth）之外，它能在symbolic的terms中支撐存在。對K.而言，公然（overt）的同性戀不可能是項文化的存在事實，因為它將以一種非立即的方式組織（建構constitute）亂倫禁忌的決裂（breaking），而為何非是在這項個案？
Ⅳ.
K.接受此項推論：文化等同于symbolic，Symbolic完全包含于父親（系）法律（Law of the Father）之下，就某些（程度）範圍來說，這些參與了symbolic，且是僅有的非精神病事實的模式（modes）
她的策略嘗試既不是以semiotic取代symbolic，也非去建立semiotic成為競爭的文化可能性，而是去確認那些於symbolic的表達，而這會許可一種顯見的疆界，此一疆界（border）從semiotic區隔symbolic，正如誕生（birth）被視為為了社會目的的本能驅使（drives）的精神貫注（cathexis of instinctual drives）
p.109
Ⅰ.
所以，詩的創造是種想像，正如一系列介於本能和再現的分裂（the split between instinct and representation）存在于文化的可溝通形式（form）：
說話者達到這項極限，這項社會的要素，僅依賴一項特殊的價值，推論（discursive）的實踐，稱之為”藝術”，一個女性同樣達成（特別是在我們的社會）藉由分裂symbolization的特異形式，（語言和本能驅使的開端，symbolic和semiotic的開端），生產（giving birth）的事實存在其中。
Lack永遠有存在的必要
Ⅱ.
然而，對K.而言，在父權支撐的文化中，詩和母性有特權的再現實踐，此文化確認了非精神病的experience，關乎異性戀和母性地帶（terrain）的依賴特徵，這些靈感的表現（acts）透露一種本能（質）的異質性，它同時揭露Symbolic受抑制的領域疆界（ground），挑戰單一意義的signifier的統治（控制mastery）並擴展成為裝作它們需要領域的自治主體，異質性的驅使（drives）文化地操作成取代（displacement）的顛覆策略，藉由釋放內化於語言本身受抑制的多數（multiplicity），此策略驅逐父系法律的統治權。因為本能的異質性必需藉由父系法律再現，它無法一起違抗亂倫的禁忌，但必須保持在最脆弱的symbolic區域（regions），順從於造句法的要求（syntactical requirements），詩的母性（poetic-maternal）的實踐，取代父系法律（paternal law），經常對（law）法律保持微弱地極限，然而，Symbolic全面的拒絕是不可能的，解放（”emancipation”）的敍述（discourse），對K.而言，是超出了問題。
p.109
Ⅱ.
最好的是，戰術上的顛覆和取代法律挑戰它的自領域的推測（self-grounding），然而，再一次，K.並未認真的挑戰結構主義者的推論—禁止的父系法律是文化本身的根基p.110，然而，顛覆父權支撐的文化不能來自另一個文化的敍述（version說法、解釋），而僅能從受抑制內化的文化本身，從驅使（drives）的異質性，藉此建構了文化潛藏（隱藏concealed）的根基。
p.110
Ⅰ.
介於異質性的驅使和父系法律（heterogeneous drives and the paternal law）的這層關係，產生出十分有問題的精神病觀點，一方面，它指示（designates）女同性戀為文化的非智性（理性）實踐，先天的精神病疾；另一方面，它指示母性為一對抗欲望（本能衝動）混亂的強制性防衛，雖然K.並未做任何明確的聲明，來自她於法律（law），語言（language）和驅使（drives）觀點的兩個暗示，因K.認為詩語打破了亂倫禁忌，如此，且經常近於精神病（psychosis），當回歸於母體和共有的去個人化的自我（ego），詩語變得特別的危險，尤其是由女性來表明時。詩不僅包含亂倫的禁忌，同時包含對抗同性戀的禁忌。對女性而言，詩語同時取代母性的依賴，因為依賴性是欲望（本能的衝動libidinal）的，它取代了同性戀。
L：signified 符旨，流動的
p.110. Ⅱ.
對K.而言，女性同性戀欲望的非立即精神貫注（unmediated cathexis）明白的導向精神病，然而，一個人能滿足于這項驅使（drive）只有透過一系列的取代：結合母性意識（identity）—也就是，成為一個母親—或透過詩語，（拐彎抹角的）標示異質的驅使（drive）特徵化的母性獨立。
當上有社會的支撐，然而，非精神病取代同性戀的欲望（nonpsychotic displacements for homosexual desire），適當地文化改觀，進入異性戀，母性和詩對女人而言皆包含憂鬱的經驗。
異性戀的詩—母親（poet-mother）無限地遭受自同性戀精神（cathexis）貫注的取代，而此項欲望的完成將導致精神病還原的認同（psychotic unraveling of identity）。
據K.，對女人而言，異性戀和連貫（凝聚coherent）私域（selfhood）乃永久的糾結一起。
p.111.
Ⅰ.
我們如何去理解女同組織（構造）的經驗，當成一系列無可挽回的失落的自我？K.清楚地以異性戀為血統關係和文化的先決條件。她認同女同經驗，當成心理分析擇點，接受父系支撐的法律。
為何女同被建構成精神病？從什麼樣的文化遠景，女同被建構成一系列的合併（溶解、消解fusion）、自我失落（self-loss）和精神病？
Ⅱ.
為突顯女同之于文化是”它”（other）特徵化女同言論當成心理分析”文字的湧現”（whirl-of-words），K.以本質地非理性來建構女同性戀，此一戰略上，女同經驗的解散和衰微以法之名扮演、定調（定位position）K.在父權異性戀特權的軌道。父系法律從這個—本質上radical的不連貫（斷裂incoherence）是主要的結構—保護她，製造出的女同結構為一系列的不合理。
意味深長地，描述女同經驗，是來自外在的結果，並告訴我們比女同更多經驗本身關於神奇（境域）：恐懼的異性戀文化製造去防衛它自己同性戀的可能性。
Ⅲ.
聲稱女同戀者指示著自我的失落（loss of self），K.被陳述為為了個性化（individuation），有關必要抑制的心理分析事實，對同性戀諸如回歸（regression）的恐懼，是恐懼失去文化的支撐與特權。雖然K.聲稱此項失落（loss）指示一個先于文化的地方（place），沒有理由去理解它做為一個新的或不可知的文化形式。
換言之，K.傾向（prefers to）解釋女同經驗當成先于文化改觀（acculturation）的一個回歸女同狀態，而非拉緊挑戰：女同戀者提供她父權支撐的文化法律的限制觀點，害怕女同為精神病患的改碼（encoded）是發展性必須的抑制結果？還是害怕失去文化的正當性。然而，being cast的，不是外在（outside）或先于文化，而是外在文化的正當性，依舊在文化之中，而是文化性的out-lawed（禁止？）
p.112
Ⅰ.
K.從一個支撐異性戀的位置去描述母體和女同經驗，並沒有承認失去支撐的恐懼。她具體化父權（paternal law）的作為不僅否認女性同性戀，同時否認改變意義以及母性成為文化實踐的可能性。但文化上的顛覆不只是K.所關心，因為顛覆當它只從文化表像（surface）底下浮現，必然的會回歸到那兒，雖然semiotic是能自父權（paternal law）逃脫的可能語言，它仍舊會存在，或事實上，存在於那個法law的版圖之下。然而，詩語和母性的愉悅建構了父權（paternal law）的局部（local）取代，暫時的顛覆終究還是服從他們最初的（反）違抗。藉由驅逐顛覆的資源到一系列文化本身外圍，K.排顛覆的可能性，當成一種有意義或可被理解的文化實踐。隱身於父權（paternal law）的愉悅只有和它必然地不可能性一起被聯想。
Ⅱ.
K.橫放的顛覆（thwarted subversion）理論的前提乃是介於drives、語言、法律（law）的關連有問題的觀點。她的drives多樣性顛覆的假設成為許多認識論和政治的問題。首先，假設這些drives只有在語言或文化形式中已被顯明地視為Symbolic，那（我們）如何能確認它們先於Symbolic（presymbolic）本質論的狀態？K.爭論詩語在它們多樣性的基礎上，讓我們仍得以接近這些drives，我們不能在循環的時尚中（circular fashion），藉由依賴詩語（poetic language）正當化這些drives假設性的存在，若drives必須首先因語言而被壓抑著存在，若我們只能歸因存在語言中的再現性，而去歸因意義的驅使（drives）先於他們進入語言而浮現是不可能的。總之，歸究drives助長它們進入語言的傳遞，而藉此被解釋語言本身不能合理的在語言本身侷限的情況下從事。
p.113.
Ⅰ.
換言之，我們知道這些drives當成原因（causes）只存在且透過他們的結果，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因為以它們的結果不去認同drives，接著是，不是（a）drives和它們的再現是合併的，或（b）再現（預）先存在於drives它們本身。
Ⅱ.
我的質疑是，我們如何知道K.敘述（discourse）的本能客體（instinctual object）不是discourse本身的結構？我們可以在什麼地方（grounds）安置這個客體，這個多樣的領域，當成先於signification？若為了文化上的可溝通性，詩語必須參與Symbolic（participate in the Symbolic），若K.自己理論的文本（texts）是Symbolic的象徵（emblematic），那我們在哪裡去找到一個對這個領域（domain）可確信的外境（outside）？她先於推論（prediscursive）物質的多樣性的假設變得更有問題，當我們發現母性的驅使（maternal drives）被思考為部分的”生物命運”（biological destiny），並且（顯而易見？）它們本身是非Symbolic（non-symbolic），非父系的原因（nonpaternal causality），此一先於Symbolic（pre-symbolic）、非父系原因（nonpaternal causality）
p.113. Ⅱ.
對K.而言，是semiotic，母性的原因（maternal causality）或更特殊的是，母性本質的目的論觀點：
肉體的強制（material compulsion），一時湧上心頭的記憶從屬於種種概念（species），不是本得在一起就是分裂成永久的它自己，一系列的沒有其它意義（significance）的記號者（markers），而不是永恆的”生、死”的生物性循環，我們如何口頭上說起這個先於語言、非再現的記憶？Heraclitus’湧現（flux）、Epicurus’ atoms（原子、微塵）、一個塵土的cabalic（秘法）、Arab和Indian的神秘（mystic）和幻覺的點畫—比既有的理論、邏輯、和它的法律（法則law），看來皆是比較好的暗喻（metaphors）
Ⅲ.
在此，再現的母體不僅是多樣的驅使（drives），而同時是生物目的論的載體（bearer），它看來，在西方哲學的早期階段，在非西方的宗教信仰和實踐，被心理分析或近於心理分析狀況，製造的美學再現，甚至，於前衛藝術家的實踐中，都很明顯。但我們為何去臆測這些不同的文化表達，顯明了自身相同的母性異質的原則？
p.114.
Ⅰ.
K.簡單地以相同的原則界定任何一個這些文化的時刻（moments）。因此，semiotic再現任何文化的努力、成果（efforts）去取代the logos（理智？），（她和Heraclitus flux對照），logos再現單一意義的signifier，認同的法律（法則）。她的對立擺盪於semiotic和symbolic之間，在此簡化成形上學的爭論，擺盪於逃脫非矛盾義務的多樣原則，以及基於那個多樣性抑制的認同原則。奇妙地，多樣性的非常原則是K.到處以相同的防衛操作，當成認同的原則。標示之道在於所有”原始的”和”東方的”都統整界定為母體的原則，確定的是，她的正當描述（description warrants）不只以東方主義為代價？（the charge of Orientalism）而是升高非常重要的（significant）問題，諷刺地，多樣性（muliplicity）已成為一個單一明確意義的signifier。
p.114.
Ⅱ.
歸因於母體驅使（maternal drives）先於它們在語言或文化的目的論所引起的一些問題。雖然她清楚地看見在這些semiotic表達（expressions）中顛覆和阻斷的可能性，而這挑戰了父權的霸權（hegemony of the paternal law），不太清楚的是此一顛覆是什麼樣主要的存在？若法律（the law）被視為基於結構的領域（constructed ground），隱藏於其下的是受抑制的母性地域（terrian），在culture的terms成為此一揭發的結果，什麼具象（concrete）了文化的選擇（options）？
表面上，多樣性與母性慾望的（知識？）經濟（maternal libidinal economy）有所關連，擁有力量（force）去分散（disperse）父系signifier的單一意義，並且似乎創造其它文化表達的可能性不再被非矛盾（non-contradiction）法律所緊緊抑制。但這是開放的意義（signification）領域的阻斷事實，或者它是根據自然和”先父系”（prepaternal）原因操作的一項顯而易見的生物古體（archaism）？若K.相信前者是原因（她不會），那麼她將會感興趣以支持增殖領域的文化可能性取代父權（paternal law）？
p.115.
Ⅰ.
但取而代之的是，她指示（規定prescribes）母性異質被推展成一個封閉的概念的回歸原則，實際上，被目的論限制的異質同時是unilinear和單一意義的univocal
Ⅱ.
K.明白被當成物種慾望（species-desire）的生產慾望（the desire to give birth）某部分的（收）集合（collective）和古式的女性慾望（libidinal）驅使（drive）存在於返回形上學的事實。在此，K.具體化母性並促進此一具體化當成阻斷semiotic的可能性，結果，父權（paternal law）被視為單一意義的範圍（ground），被相等的單一signifier所取代，母體的原則在它無關乎它的多樣性顯明意義維持自我的認同。
Ⅲ.
在K.概念化先於父系法律（paternal law）前擁有認識論狀態的母性本能的範圍，她疏於考慮在這方式中非常法（very law）可能成為被視為抑制的非常慾望（desire）的原因。而非先於父系（父權？prepaternal）原因的顯明意義，這些慾望可能證明母性是社會實踐的要求以及血統（kinship血緣）急需的概括要點（recapitulated），K.接受L’evi-Strauss’將女人的交換當成凝聚血緣關係的先決條件的觀點。她了解這項交換，無論如何，當成文化的時刻（cultural moment），其中母體是受抑制的，而非只是女體（female body）被視為母體的強制性文化結構的組合，事實上，我們可以明白女人的交換成為一種女再造的強制義務。據Gayle Rubin對L’evi-Strauss’的理解，血統（kinship）導致”性別的造形”（sculpting of…sexuality）雕塑性別
如此一來，生產的慾望即是社會實踐的結果，社會實踐要求並製造這樣的慾望為的是去影響他們再造的結果。（ends）
p.115.
Ⅳ.
K.有何依據歸咎母性目的論到女體先於它進入文化的浮現？如此一來所引發的問題是她的觀點是以母體為前提之下介於symbolic和semiotic之間的差別
p.116.
Ⅰ.
母體的原始意義，據K.的想法是先於意義本身（signification），然而，在她的框架底下去思考母性本身成為signification，開放至文化的變化性之中，它變成不可能。她的論點更清晰了，母性驅使（maternal drives）包含這些主要的過程，即語言必抑制或壓抑。但或許她的論點在一個更為包含（encompassing）的框架（framework）中會有所改變（recast）：什麼樣的語言（language）文化結構，事實上，敘述（discourse）的文化結構，引起先於推論的慾望（libidinal）多樣性的比喻是為何目的？
Ⅱ.
將父權（paternal law）限制（restricting）為禁止（prohibitive）或抑制（repressive）的（架構）結構（function），K.未去了解父權（paternal）組合（mechanisms）是透過情感它本身所產生，法律視為抑制semiotic可能將成為semiotic本身的統治原則，伴隨的結果是充作”母性的本能”（maternal instinct）將藉由自然主義的辭彙被解釋為可能文化性的建構慾望（culturally constructed desire）。若慾望根據血統的律法（law of kinship）被建構，那它需要異性戀的生產（heterosexual production）和慾望的再造（reproduction of desire）
那麼，自然主義的辭彙實際上的影響是父權（paternal law）將隱而不見（invisible），為何K.以先於父權的原因（pre-paternal）將藉自然的或本能的母性理由（distinctively maternal causality）為名，以父權的原因（paternal causality）出現。
Ⅲ.
意味深長地，母體的輪廓 形塑（定形figuration）和它本能（instincts）的目的論當成自我認同的和強調的形上學原則—收集的特殊的性別生物結構的擬古體（archaism of a collective）—它本身基於一個單一意義的女性觀念。sex，被想像為原始的和原因（origin and causality），定位為純粹的生殖原則。實際上，對K.而言，sex等同於詩本身（poesies）本身，在Plato的饗宴（Symposium）立刻得到支持，成為生產（birth生命）的事實和詩的觀念。但，女性生殖真的是非理由的理由（uncaused cause），它是故事的開端，將所有的人性置於亂倫禁忌之下，並進入語言？先於父權（pre-paternal）的原因，K.論及signify一個愉悅和意義的主要女性知識經濟（economy）？我們能否逆轉（reverse）這原因的非常指令（very order），並以先於敘述（discourse）的生產（production）來理解這個semiotic知識經濟（economy）？
p.117.
Ⅰ.
Foucault在”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反對將sex的種類（category）當成”虛構的個體（fictitious unity）---以及理由的原則（causal principle）”並質疑性的虛構種類促進原因關係的反轉（reversal），如”sex”被理解成導致結構和慾望的意義：
Sex的概念促使有可能聚集一起，以一種人為的個體（一致unity）解剖學上的元素，生物的構造、指引、感知、和愉悅，它使一個人去利用這個虛構的連體，當成原因的原則（causal principle），一種無所不在的意義：性能夠建構成唯一的signifier和普遍的signified
Power & sex
Ⅱ.
對Foucault而言，身體不是（”sexed”）以性存在於任何的significant sense，且先於在敘述（discourse）中的決定論。藉由它成為賦予一種自然的或本質的”idea”，身體只有在權力關係的脈絡中得到在敘述（discourse）裡的意義。性（別. sexuality）是權力、敘述、身體、情感的（affectivity），一種歷史的特有的組織（organization），sexuality被F.視為生產，”sex”成為一種人為的觀念（concept），它有效的擴展並掩飾（disguises）權力關係成為起源（genesis）的原因。
Ⅲ.
F.的框架採用K.女體的觀點，提供方法去解決部分的認識論（epistemological）和政治的困境。我們能了解K.”先於父權的原因”（prepaternal causality）做為基礎的逆轉（inverted）的主張，K.設定母體先於敘述（discourse）在drives的結構中，運用它自己原因的力量。
F.無疑的argue：推論的生產母體當成先於推論的（prediscursive）是一項在自我放大和隱匿於這些特殊的權力關係的策略，因此，母體的比喻（隱）（trope）被創造了。在這些論述中，母體不再被視為隱藏於所有意義背後（signification）（the tacit cause of all culture）所有文化心照不宣的原因。反而，它將被理解為sexuality系統的結果或影響，其中，女性被要求論斷母體為它本身和慾望法則的要素（essence本質）
p.118.
Ⅰ.
若我們接受F.的框架，我們被強迫去再描述母體慾望知識經濟（maternal libidinal economy）是性的歷史性獨特組織的生產，甚至，性（sexuality）的敘述被權力關係佈滿，成為先於推論的母體隱喻的真實根據（基礎ground），K.的陳述遭受徹底的逆轉（反轉reversal）：Symbolic和semiotic不再被了解為追隨抑制或母體慾望知識經濟的顯明意義的語言的重要性
這個非常的知識經濟被視為替代成具體化雙重的擴展和隱匿對女人而言強制性的母性慣例（組織）。事實上，當慾望維持了母性的制度（institution），以先於父權和先於文化的驅使（drives）改變價值觀，那麼這個制度在不變的女性結構中，取得了永恆的合法化。事實上，清晰的父權（paternal law）支撐並要求女體依據再造的結構特徵化，而銘刻（inscribed on）在那樣的身體成為自然（先天）的必要法則。K.捍衛生物性必然結果的母性法則，做為先於存在的父權顛覆操作（subversive operation），加諸於隱形的和不可逃避的幻想（的）系統生產。
Ⅱ.
因為K.將自己侷限於父權（paternal law）排外的禁止的論點（exclusively prohibitive conception），她不能去（估量）考慮方法，其中，在自然的驅使（drives）形式下，父權引起一些慾望，她試著去表達女體在不知不覺中藉由非常法則結構性的生產。這些K.批判父權必無效的論點，她的一致立場是文化或Symbolic是根據否定女人身體而來
p.119.
Ⅰ.
然而，我想建議（suggest）的是，任何理論主張意義（signification）是依據否定或抑制女性為原則，能夠去思考，是否女性特質真的是它被抑制的文化基準（cultural norms）的形式
（femaleness is really external to the cultural norms by which it is repressed.）
換言之，據我的閱讀，女性的抑制不需要抑制的媒介，和成為本能的存在論的抑制客體。事實上，抑制可理解成去製造客體而後去否認。製造可能是抑制它本身精心的媒介，如F.所言，抑制組合的文化矛盾事業（enterprise冒險）是禁止和立即生產的，並使得解放的問題特別的激烈。女體自父權束縛而來的自由，將有可能促成另一個那個法則的具體化，定位為解放且以法則的自我放大和增殖來加以操作。為了避免壓迫者以被壓迫之名解放，必須去考量全然的複雜和法則的區別，並自行矯正隱身於法則後方的真實身體的幻覺（illusion）。
若顛覆是可能的，它將是法則論述的顛覆，當法則反過來反對它自己，並產生出它自己不可預期的替換，文化性建構的身體將被解放，不是解放它”自然的”過去，也不是解放它原始的愉悅，而是一種開放文化的可能性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