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調源自平埔族的台灣民謠:思想起陳達鳳飛飛
思想起青蚵嫂丟丟銅天黑黑牛犁歌草螟弄雞公(演示取自彰化藝中網站)、月夜愁(鄧雨賢採編)、三聲無奈、…。
台灣國歌:蕭泰然的 <1947序曲.台灣翠青>


不可思議!目前在社會上通行、在學校中教的台灣開發史存在重大錯誤,但幾十年來歷史學者無一人發現,反而是〝許多業餘者〞看出端倪(但都被以為有政治目的而被忽視),而本文則提出嚴謹的論證證明業餘者所說的為真,專家則死抱(官方)史料被誤導而不自知,或被意識形態綁住而裝聾作啞。
作者受過嚴格的理工訓練,有幾分數據說幾分話。自2012年至今(2018),無人能對本文的14項論證提出任何反駁。中國對台灣的唯一號召就是民族主義,不斷以〝祖先來自閩粵〞強壓台灣人,說兩岸一家親,也的確非常有效,相信同文同種而心向中國的台灣人比比皆是,但台派人士卻視而不見,繼續爽當漢人、華人,不知以事實真相破解。欲建其國,先正其族史,不可數典忘祖,須知日本與中國據台都是外族殖民。台派人士應根據證據自行判斷族源,若只等待歷史學者來告訴答案,那會等到亡國(懶是會亡國的,別寄望他人放下意識形態)。若學者未符人們期待,只喜歡輕鬆說故事而對數字冷感甚至反感,使台灣民族未能及時覺醒,那就是學者誤國。尤其是著名的專家學者們,你們當年曾是里程碑,今日寧當絆腳石?中國聚集了大批歷史專家進行所謂的歷史工程,編造對中國政治有利的各種歷史;但台灣的學者專家,本於學術準則固然萬不可造假,卻連正本清源、探究事實的工作都沒人作。求〝台灣民族的卑微復興〞而不可得, 失能的台灣史學界要負最大責任!


【重點提要】

1630年代無河流的珊瑚礁島小琉球每平方公里有165人,以此估計全台可有百萬人,絕大多數住在田園旁而不住在番社內,遠多於荷、清殖民者統計的〝社番〞不到7萬。

因滿清的禁入、禁墾、禁買番地、禁娶番婦等禁令,使閩粵籍墾戶或官員借用家鄉親朋名字把散居的原住民虛報為自己的同鄉或族親,如此將來田地才能買賣,並可防止已賣田者反悔告官(被告發者不但受刑罰還要將田歸番),原民女兒也才能出嫁(大家都變成漢民時),而不接受者將來要改變身份只能靠皇帝御賜或遠走他鄉。故表面上保護原住民的禁令,成了同化原住民的絕佳手段。許多家族的唐山祖譜並不是〝開基祖〞傳下的,而是後來有子孫信以為真按址前去認親帶回來的。

因此,每處番界解禁後就都突然出現許多每庄數百、數千且常是同姓的漢民(滿清嚴禁移民,連官員都不准攜眷,而不少西部的平地曾被劃入番界,一定是因當時已住了很多原住民);明明漢民被禁止娶番婦,卻都能娶到老婆;閩粵一個村來了1人或數人,就能在台灣幾個村傳下數千人甚至數萬人;閩粵男人不到1/20甚至1/40渡台(有福建族譜為証),台灣後裔卻是原鄉的好幾倍。

鄭成功帶2萬5千人來台的60年後,高屏客家六堆地區就有近5萬人口,其中移民應只有傳說中的百多位。現在的桃竹苗客家區,在1784(苗栗市1737)年以前都是禁止民人進入的番界。開禁後,後龍等桃竹苗沿海的閩語人不可能搶輸遠來的中國四縣、海陸客家人。應是在解禁前的幾十年(乾隆年間),滿清特許少量客家民人或官兵(可能也只有幾百人)進入,漢化幾萬的桃竹苗原住民(一解禁就立刻成為大量〝冒死來台的墾民〞),目的是以客語人守住山區與舊番界平地,有事時可幫滿清平定造反的閩語人。1795年乾隆皇帝:「…漳、泉、粵三庄,…彼此轉得互為牽制…。…是該處民情不睦,亦只可聽其自然…。但…不可使漳、泉人知覺,轉啟朋比為奸也。」

台灣男人只有Y染色體的78個基因(女人0)來自第一代男祖(漢化祖或來台祖),其它20,000~25,000基因的 8、9成以上都來自原住民。Y染色體的功能只是啟動男性的發育與製造精子,發育成什麼樣態(體型、性格、智慧)都由其它染色體決定。故父系制度的生物意義極微小,不需在意男始祖是不是閩粵人。

中國閩、粵人是漢化的百越族(壯侗語族),因為從《漢書》上的兵力記載推論,漢武帝滅閩越時福建已有超過百萬人,廣東二百萬以上,是種稻用鐵的民族,而唐初與唐末的二次〝大移民〞,陳元光(開漳聖王)只帶來3600人,王審知(開閩聖王)帶來5000人。有中國作的Y染色体分析說福建長汀縣人多是中原人的後代,但所根據的Y染單倍型其實都出現在1.2萬年以前,故只能証明福建長汀人(為何選長汀縣代表福建?)與華北人有共同的黃種人祖先。中國百姓在1536年以後才被准許祭拜四代之前的祖先,把他們寫入祖譜,因此上溯漢唐宋名人甚至炎黃的明代之前的中國祖譜都是假造的

平埔族是語言被南島化的百越族,2000~6000年前來自漢化前的浙閩粵;而高山族是在一萬年以前冰河時期分布在東南亞與台灣(當時陸地相連)的南島族。台灣不是移民社會,而是被殖民者同化而不自知的社會。


台灣人的族源》的簡縮版:

台灣人確定是閩客化的原住民,中國閩客人是漢化的百越族

收錄在2016/12出版的《台灣人的族源、夢經絡靈異、及其它》

條列式演講版:台灣人的閩粵祖籍八、九成以上是假



聽外國人說台灣人是什麼人(簡縮版)

(大部分取自沈建德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an/25/today-o2.htm 與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apr/4/today-o2.htm)

◆ 1847年(日本據台前48年)北路理番同知 史密 上書說:「全台無地非番,一府數縣皆自生番獻納而來。由諸羅而彰化,由彰化而淡防,納土開疆……。而台番最愚,一無所圖,既無大志,安有大事。」
◆ 1885年(日本據台前10年)劉銘傳說:「台灣……沿海八縣(宜蘭及西部各縣)之地,番居其六,民居其四。」「台番……各社所佔膏腴之地,… 一旦教之耕種,皆成富區。」隔年又說:「生番……盡佔腹心之地,犬牙錯處,無一不與民地為鄰,歲殺居民至千餘人之多。」經過200多年發展,民番的人口密度應差不多,除了城裡。而所謂的〝民〞也包括已漢化的番(歸順清國稱「薙髮為民」),真正〝漢民〞家族中的女祖當然也多來自於番,故台灣人的閩客基因少於2成。1895年,李鴻章向伊藤博文說台灣:「生番居十之六,餘皆客民(移民)。」
◆ 1896年日本人類學者伊能嘉矩在士林觀察,山上的凱達格蘭平埔族和街上的〝漢人〞,體格和臉形上無法區別。可見凱達格蘭人長相近似台北人,而與高山族不同(雖都講南島語)。
◆ 1904年紐約時報稱日據前的台灣為「野蠻之島」(savage island)。1915年《台灣日日新報》的人口統計把所有台灣平地人歸為熟番
◆ 1928年7月,中共六全大會決議:「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問題(北部之蒙古、回族、滿洲之高麗人、福建之台灣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對於革命有重大意義,……。」
◆ 1936與1938年,毛澤東兩度鼓勵「朝鮮、台灣等被壓迫的民族」爭取獨立。在毛澤東心中,台灣人一直是另一個民族,這也是當時全世界的普遍認知。
◆ 1947年228事件發生時,英國外交部說台灣人:「大多數是原住民,即使到了明代,他們仍很少或完全不受中國政府控制。」(The great majority are aboriginals over whom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on even in Ming times had little or no control.)

聽中國的老祖宗說台灣自古是誰的–2012

へへ三國時代的夷洲「在臨海郡東南,去郡(郡治浙江台州)二千里」(一里約0.415公里),且與日本在一航線上,故夷洲應是指琉球(在台州東偏南670公里,切過黑潮時船頭向東南)而不是台灣(在台州正南方300公里)。隋代的流求國,在「建安郡(福州)東,水行五日而至」;從潮州發兵,先「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福州到台灣不需5天,潮州到台灣也不需先經過兩個相隔2天航程的小島,然後又1天才到,而且後3天都向東行。現在中國學者主張高華嶼就是釣魚台,故流求國也是指琉球而非台灣。而孫權與隋煬帝的軍隊都只是擄了數千人回去後就沒再往來,更未設官治理。強盜能在搶了一個家庭數年後再回頭宣稱那個家是他的嗎?故清代之前中國從未統治過台灣。中國很早就知琉球、呂宋,卻不知在中間的大島台灣,除了黑水溝不易橫越之外,可能也因台灣一直沒有政治組織,貿易不容易,故中國商人沒興趣,政府也不知道。歷代的中國全圖,1136 年的<華夷圖>與<禹跡圖>、1389 年的<大明混一圖>、1541 年的<廣輿圖>,都清楚地畫出山東半島與海南島,但都沒畫出台灣 –2016
へへ不說謊就不會治理、就會亡國(不說謊會死)的中國,認為老祖宗曾強佔過的財產土地一點也不能讓,但老祖宗講過的話他們卻不聽。中國老是謊稱鄭成功「收復」台灣,並在明代以前的地圖中畫入台灣,但中國的古文獻都証明,台灣自古不屬中國,甚至還曾被誤認為屬於日本。
◆ 征服鄭氏的施琅:「臣竊見此地,自天地開闢以來,未入版圖。」
◆ 1723年雍正皇帝即位,詔曰:「台灣自古不屬中國,我皇考(康熙帝)神武遠屆,拓入版圖。」
◆ 雍正朝為治台獻策的藍鼎元:「台灣古無人知,明中葉乃知之。」
◆ 乾隆《大清一統志•台灣府》:「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名曰東番。明天啟中,為紅毛荷蘭夷人所據,屬於日本。本朝順治六年,鄭成功逐荷蘭夷據之,偽置承天府。」
◆ 更多(數十項記載)請見沈建德網站《台灣國》http://www.taiwannation.com.tw/ 的<自古獨立>。




解開台灣人祖籍之謎的幾把鑰匙 –2012~2015

Y.D. Tsai of NCKU

へへ幾萬篇的論文與書籍,都在錯誤的預設下,不斷述說閩粵人如何勇猛拓墾荒地而原住民如何怯弱避走深山的故事。明明沒有原住民被閩粵農民武力驅趕、屠殺的傳說,事實上政府還用法令保護他們,他們為何要丟下土地逃離?再看:滿清為防造反而禁止移民來台,打工則須申請照單,且限已婚者(1730年規定單身者會被逐回原籍),直到1874年,1788年以前還禁止官民攜眷;又限定由廈門–台南鹿耳門對渡,再走路到目的地【台語由泉州腔變成廈門腔,1784、1790年才分別增加泉州蚶江–鹿港、福州五虎門–八里坌,1810年才准此六〝正港〞自由互通,1826年再增宜蘭烏石港、雲林五條港】;兩岸陸路都靠雙腿,3天航行的船費也非一般貧苦農民能負擔;而閩粵當地文史(縣誌府誌通誌…)也無幾十萬人移台的記載或傳說,那為何台灣還會出現幾十萬閩粵人,而且在禁娶番婦的禁令下還能找到幾十萬平埔老婆而使平埔原住民滅亡?不是說地曠人稀嗎?滿清為防造反設下重重限制,限兩港對渡,連官員都不准攜眷(眷當人質),規定官兵三年輪一班(班兵制)、不得駐在同籍人聚集的地方等等,怎可能容忍幾十萬人偷渡?1760年時台灣西部除了現在的桃竹苗客語區外已全部被納入國土,「拓墾」完成,據1761年浙閩總督奏摺,閩人已不再嚮往台灣,有很多在台立業的人請照回籍,在台貿易的人也多不願攜眷過台,開放搬眷一年僅48戶接來277人,且多是衙吏。之後的27年未再開放,可見已無此需要。但1756 →1781 →1811年台灣人口66 →90 →179(或126)萬,55年增加113(或60)萬,為什麼?

へへ我終於找到解開台灣人祖籍之謎的幾把鑰匙,原來是墾戶或官員把自己家鄉的或他們查得到的村社及其姓氏人名編派給散居的原住民(南部早已父系化的原住民可能就借用祖先的名字),「如潮水」的移民其實都是散番,散番是社番的10倍以上,散居是種地人的居住型態(住田園旁)。攤開番社分布圖,社與社相距遙遠(屏東8高雄0台南6嘉義2雲林6彰化10台中15南投2苗栗8新竹1桃園4台北24宜蘭36共122平埔社),中間真的是空無一人嗎?荷鄭清初殖民者徵稅用的人口統計(生、熟番共不到7萬),都只含社番,不含難管理的散番,番社像小城邦city state,才是征服的目標。台灣史學者所謂的社域,頂多只是社番仗勢欺負(統治)散番的地域,而不是域內只有社番。山區平地少且危險,故以社居為主;平原的社番則可能是從事捕鹿的獵人、以物易物的商人(番社就是市集)、製作工具的工人,甚至是地區的統治勢力(統領鄰近散番而成大社),但就是很少耕作,使後代學者誤以為平埔族是以打獵為生的民族

へへ1874年以前,因滿清的禁入禁墾禁買番地、禁娶番婦等禁令,使閩粵籍墾戶或官員借用親朋名字把散居的原住民虛報為自己的同鄉或族親,如此將來田地才能買賣並可防止已賣田者反悔告官(被告發者不但受刑罰還要將田歸番),還可壯大自己的家族(閩粵原鄉為此而姓氏械鬥嚴重),原民女兒也才容易出嫁(大家都變成漢民時),而不接受者將來要改變身份可能只能靠皇帝御賜或遠走他鄉。母系社會本就不在乎男祖是誰,而男性在父系化後地位提高了,故樂於配合。故表面看似善意的禁令成了加速同化的手段(但到後來,閩粵籍成了時尚,進步的象徵)。而子孫則都說墾戶回鄉招來親族或鄉人,但海峽黑水溝十分凶險,廈門–澎湖–鹿耳門航行時間4+7更 =22小時,單程要3天,兩岸陸路又都靠雙腿,路險人更險,加上政府禁令,一去不知是否能回或何時能回,哪有那麼多冒死也要吃好逗相報的大好人?偷渡者男女都有,應多是在台打工有成者偷接的眷屬,而不是冒死來台灣打拼的人(台灣絕非到處是荒地)。唐山祖譜並不是〝開基祖〞傳下的,而是後來有人信以為真按址前去認親帶回來的,並帶回禮儀規矩,使關係愈來愈逼真;也常發現祖先在原鄉也有子孫而且葬在當地。

へへ1875年禁令廢止後,官員全面編派祖籍給台灣人(1881年福建巡撫岑毓英通令全台劃熟番入漢籍),向世界,尤其是日本,宣示台灣已是清國人的天下(本來是想招來大量閩粵農民但效果太差),不要再妄想。

へへ清代文書幾乎都不提散番,社地以外未報官陞科納稅的都是荒埔。原因之一可能是官員不敢隨意到野外查訪,他們消息多來自墾戶。番界時期,官兵當然不會巡查;政府接受侵墾事實而開禁後,墾戶總在官員之前先與散番談好,官員查訪時已是一群漢民與一片無人異議的無主地。但官員也不是笨蛋,當然猜得到真相,卻也欣然接受這種〝合意同化〞,甚至故意在文書上把散番的地都說是荒埔,為散番將來漢化預留空間(若說有散番居住就會成為永遠的番地),再把散番漢化說成是漢民被招來拓墾。寫八股文出身的清代進士設計的漢化手段,寫論文晉升的現代博士看不出破綻,誰是書呆?誰是老謀深算?

へへ直到清國殖民末年,官員都知、台灣人自己也知,台灣人大部分是原住民。但後來日本政府作台灣人的戶口登記時,卻在無人願承認自己是番的社會氛圍下讓台灣人自我認定,在種族欄登記「福」與「粵」,以官方地位把台灣平地人都定位成中國移民的後代,這是歷史的吊詭–竟然是日本人讓台灣人徹底認同中國是祖先的國,現在就有人主張用日本的戶口調查簿查明自己是不是原住民。

へへ以下是簡縮版,關於幾把鑰匙的詳情請見原版<台灣人的族源>第二部分或底下綠框內的【對應的原版摘錄】(號碼上有超連結),所有計算都在<計算表> http://myweb.ncku.edu.tw/~ydtsai/taiwanese/calculate.xls

【1】1811年台灣實際人口160~200萬與1829年泉漳二州人口不超過450萬、福建族譜顯示的男性渡台比率少於1/20(甚至1/40)
へへ單一鄉鎮單一姓氏來台人數最多的應是詔安官陂張廖(活廖死張),全台開基祖有95人,分成好幾派,據說全台有18萬人。《雲林縣廖氏大族譜》中的「日享公派」族譜顯示,有人來台的2房中只有57人約1/24渡台(無官陂原譜可查對,可能有些只是名字被借用,實際沒來台),渡台比率最高的第14世也只有1/20。考慮另有4房無人來台,全派約只1/38渡台,而渡台者中成為開基祖的只有39%(22人,以此比例推算張廖氏渡台者可能有95/0.39 =240人,但95人中可能有些其實沒來台)。另平和縣心田賴氏、南安縣陳氏各有94、156人渡台,成開基祖的各有36%、31%,都在4成以下。另漳州現已查知的族譜有400多部,從中統計得6895人遷台,平均每部只有17人;來台最多的南靖縣每部有22人,其中75%在康雍乾嘉來台。而遷台超過100人的家族只有28個。保有古譜的家族應都不小,在康雍乾嘉的4~5代中少說也有500男人(一族男女老少400人),而數代人中卻只有17人(南靖22人)遷台,佔不到17 *0.75/500 =1/39(南靖22 *0.75/500 =1/30)。據學者王業鍵估算,約2.5%的漳州泉州人移民台灣。
へへ即使沒有禁渡台、禁入番地、禁娶番婦等禁令,假設1683年台灣有各種估計中最高的閩粵人15萬(基因10萬)、1683~1811年有 1/20泉漳男人渡台(安溪、南靖、平和在高峰期將達1/9以上,另還有往南洋者)且4成入贅(二戰後來台並存活安居的104萬華人中須娶台女者的成功率約31%,參見另文<1945~56來台華人103.7±1.2+3萬……>),即有 1/50在台傳下後代,並以兩岸閩粵人有相同的年增率 1.0%推算,台灣人的閩粵基因也不會超過3成。若假設台灣原住民與中國閩粵人有相同的年增率,且移民娶妻比率與在原鄉時相同,則泉漳男人450/2萬的1/20是11.3萬,是台灣179萬的6.3%,加上非泉漳後是6.3 *1.25 =7.9%(若男女移民人數相同則是15.8%),再加上1683年最高估計10萬閩粵基因的貢獻9.3%後是17.2%(25.1%)。而若以較接近史料的來台人數(1683年純閩粵基因5萬、雍乾三次開放接來的眷屬「數萬」估為6萬,加上接眷者後7萬,偷渡者男女都有,應多是在台打工有成者偷接的眷屬)作估算,則少於1成。而中國史上最大的移民–二戰後107萬軍民移台(但有3萬在1956年調查時已死亡),對台灣的基因貢獻也只有9.2%。

【2】荷蘭據台前,台灣已產很多稻米(同時期菲律賓、印尼、馬達加斯加也都種稻)
へへ西班牙人在淡水發現稻米多到可以裝滿一艘軍艦與四艘大舢舨,而且據說尚有近五十艘船的米可以搬運;荷蘭人在攻入高雄興達港附近的塔加里揚社、雲林的虎尾?、宜蘭的奇力板、掃笏社時,都發現眾多裝滿米的穀倉或家戶,掃笏社被「水田」圍繞;宜蘭人與屏東人都以稻米向荷蘭人繳稅。台南科學園區在4200~4800年前就已有粳稻與小米,1700年前已有鐵器、大量稻穀及其它穀物;台北芝山岩在3000~3400年前有粳稻;根據陶片上的印痕,台中大肚在1500~3500年前、屏東墾丁在4000年前都有秈稻。台灣的稻作從未中斷,粳稻、秈稻、粳糯、秈糯都有,只是效率較低。閩粵人應只是引入水利設施、農具、高產早熟耐旱的越南占城稻,所謂的〝拓墾〞其實只是建水圳,甚至只是直接把冒充漢民的原住民的田園報官納稅,速度才會那麼快。西班牙人還記載了北部原住民已有工人與商人,靠替人蓋房子、鑄箭、縫衣服、製作大刀、轉販琉璃珠與瑪瑙的方式換取稻米。

【3】小琉球–1630年代無河流珊瑚礁島每平方公里有165人(以此估全台可有百萬人)
へへ1630年代屏東小琉球被荷蘭人殺死或俘虜的原住民有1119人,貧瘠又無河流的珊瑚礁島的人口密度達165人/km2。以此密度推算,當時台灣西部平地至少有7000 km2,可有116萬人,還未計4000 km2以上的丘陵地人口。1893年台灣人口(不含生番)254.6萬,以史料顯示的自然年增率0.4%倒推232年至鄭成功來台的1661年是101萬,即有女祖先約50萬。若「有唐山公無唐山媽」,則平埔族男女至少有100萬;若有3成(即15萬)是唐山媽,則平埔媽有35萬,平埔族男女至少有70萬,是歷次統計社番人口(都不到7萬)的10倍以上。
へへ又荷蘭人在小琉球沒看到船隻,只有二條捕魚的竹筏,故應是以農業為主,有美麗又整齊的農地與存糧食的農舍,種椰子、蕃薯、玉米(milie 栗米?)、香蕉、豆子、anjames、oubis(芋?)、milge(粳米?)及其它作物,還有養豬,開發得看不到一個地方沒有種植,甚至於在礁岩之間也都開發了。由此可見台灣在荷蘭時代就已有滿滿的人,且農業相當進步。特別的是,小琉球沒有河流,1912年記載的泉水只有二處(共湧水每10天845立方米,約可填一個25m*21m*1.6m的泳池)。若當時有石灰岩洞可儲存大量雨水,這種岩洞須夠普遍才能支援全島農業。若是已會挖井,則當時台灣原住民已能離河而居了,成為面的分布。台灣在2800~2000年前的大湖文化烏山頭時期就已有水井。
へへ清代小琉球是化外的禁地,直到1875年。1788年「祗有泉州民人三十八戶」;1894年有2~3千人;1926年有4400人,已全是泉州人。但據1904年的戶籍資料(存於琉球鄉戶政所),508戶中,能追溯祖先在清代以前來自福建的只有79戶,與1788年的38戶相當符合,佔15.6%。而依父系是15.6%,依全體基因應是少於8%。因小琉球曾被清空再吸引移民,故其閩人比例可能反應了高屏沿海的閩人比例。但也未必,因荷蘭人在清空原住民後把小琉球承包給閩人種植,閩人比例自然會較高。

【4】高屏客家六堆–鄭成功帶2萬5千人來台60年後就有近5萬客家人,而期間中國嚴禁移民,且路途遠又險
へへ1721年朱一貴事件時,高屏溪以東有「十三大莊、六十四小莊,合鎮平、程鄉、平遠、永定、武平、大埔、上杭各縣之人,共一萬二千餘名」抵抗朱一貴的攻擊。假設壯年全部出動,應約有男女老少4萬8千人,距鄭成功來台只60年,而期間清國禁止或最多只有1683~1717年的前幾年可移民台灣(禁攜眷令始於1683年,或不晚於1717之前幾年),甚至有施瑯禁粵民渡台的說法,加上單程須偷渡400公里、走路 1~2百公里,回四縣招來鄉親是天方夜譚。而且1684~1707年的9任「下淡水巡檢」中有8任是卒於官,可見當時水土的惡劣。清國在1661∼1683年施行「禁海遷界令」,把浙閩粵沿海居民淨空內遷30~50華里(約15∼25公里),遷界令撤消後居民需重新學習航海,福建也突然多出約500*20=1萬(泉漳200*20=4千)平方公里的沿海地可使用(當時台灣西部沿海平地不超過8千平方公里),故不可能有很多人冒死來台。客家六堆中較早出現的屏東7鄉的總面積是318平方公里,以每平方公里有150原住民估計,正好是47700原住民。但據柯志明的台灣番界圖,此7鄉大部分都在1721年立的界碑以東,即朱一貴事件平定後,現在所稱的六堆地區大部分被畫入番界。是清國認為這些客庄庄民都是番?還是這些客庄大多不在六堆地區(例萬丹的萬丹莊、濫濫莊)?筆者不能確定。在種稻的鳳山八社的背後會突然出現大批客家庄,應是來自一次性的大移民。或許是1683年以後的康熙年間或1629~1661的荷蘭時代有一批來台打工的四縣人脫隊逃逸到此地,但筆者認為最可能的是,鄭成功2.5萬軍隊中有一批來自四縣的官兵,集體逃到遠方而未被遺返中國,也只有他們才有武力可在原住民間存活,並知道組織軍事團練「六堆」。但不管是哪種情形,1000人已是驚人的數目(傳說中是100多人,歷史上的陳元光、王審知入閩也只帶了3600、5000人),而能抵抗水土病,並能搶得番女的更少,可能不到一半。經過30或60或90年後,這群四縣人的混血家族應不到4000人,佔不到1721年人口的1/10。今日的高屏六堆客語人口應就是在這5萬人的基礎上發展來的,後來的四縣新移民已不可能佔高比例。但田野調查顯示,六堆人的祖先大多開基於乾隆年間,與其它地方台灣人相似。這顯示剛開始時大家只是通行客家話,並不強調祖籍,祖籍是乾隆後才被編派的。

【5】宜蘭的啟示–墾戶編派姓氏、名字與籍貫給散居的原住民,散番是社番的10倍以上
へへ宜蘭在荷、鄭、清初並無閩粵人,1773年才有林元旻4兄弟開墾礁溪,1796年才又有吳沙在官方允許下率約1300人前往武力開墾。在吳沙進入14年後,當宜蘭還是不准民人踰越的番界時,1810年出現42500漳人(泉250粵140熟番990化番4550),泉人只有漳人的0.6%;再4年又增加至少1.2萬,仍是漳人為主。但當時北台灣泉人較多,1811年大甲溪以北漳人不到8.5萬(或5萬,若據1926年比例推算),大台北不到6萬(或3萬,多在中和板橋士林內湖一帶),其中東北海岸帶的金(包里)雞(籠、三)貂堡不到1萬。而1800年以後,閩南人主要是下南洋,來台的已很少。事實上,1761年時已有很多在台的閩人請照回籍,因台灣西部已幾乎全部「拓墾」完成。故至少有5萬多的漳人應來自散番,是原住社番4550的10倍以上,散居是種地人的居住型態(住田園旁)。荷蘭時代就已有水耕稻,怎可能1810年只住了33社4550人?把1810年的48430扣掉吳沙的泉250粵140真正漳人估2000與外來熟番990後,剩下的4.5萬人都是噶瑪蘭族,1814年再增為5.7萬人,到1830年又非自然增加1.2萬,故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5.7~6.9)萬/320 =178~216人。而貧瘠又無河流的珊瑚礁島屏東小琉球在1630年代的人口密度就已達165人/km2。

【6】枋山、車城、恆春–官員推行「改社為莊」,開山4年後平原村落全稱莊,官員卻宣稱莊民都是閩粵人
へへ1722年以後是禁止民人踰越的番界,但1788年福康安追捕莊大田時發現「柴城(車城)、隴巒等處,逼近海岸,亦有閩、粵民人居住」、「私墾田畝甚多」」。1874年有生番21社(全在山區)、熟番35村落(4個被稱社,29村落在平原6在山區)向日本表達歸順,而熟番頭人全都有漢姓名,與全台各地熟番一樣,已漢化甚深,其中有多少是移民則不得而知。而移民也都來自島內,有多少是真正閩粵籍?台灣人的學習能力很強,像高屏客家六堆,60年內靠幾十或幾百移民就可漢化出近5萬客家人,恆春地區漢化這麼深一點也不意外。
へへ在開山撫番14年後,或恆春知縣大嘆「招墾尚無成效」的11年後,1889年全縣有20055(但筆者加總後是19289)人,其中64莊12122是閩粵人,社番似有23 +22 =45社7167人,全都在山區,而枋山車城恆春平原100%是閩粵人(48莊10065人)。但在之後的3年僅增加492人,並無大量移民。1888年,另一恆春知縣說「招墾應募者多係衙外胥吏及其親友……於獲准開墾之後,轉賣他人」,可見13年裡來拓墾者很少。撫番統領吳光亮1879年<化番俚言>32條中有一條是「改社為庄,以示區別」;1881年福建巡撫岑毓英通令全台劃熟番入漢籍。開山撫番後有很多村落改稱莊,而縣志卻案說「莊民均係閩之漳泉、粵之潮嘉等處渡海而來;最久者,亦不過三、四世」,又矛盾地說「開治以後,來者較多,土著則皆番民也」,恆春官方的操作應可確定。
へへ1879年夏獻綸《臺灣輿圖》已把枋山車城恆春平原的48村落全視為莊(但日本人視他們為熟番)。前述1874年向日本歸順並被稱為社的生番21、熟番4社中,1889年至少已有山區的2熟番社(向林、蚊蟀埔)、1生番社(四重溪)改稱莊。1886年平埔薙髮的八姑角阿眉(阿美)社改稱莊;高山薙髮的麻仔社、高士佛社也各分成1莊1社。有些莊名則明顯來自原住民語,如大乳乳、大魯公。
へへ1926年恆春郡(恆春、車城、滿州)果然有泉9500、漳4500、永春800、廣東4400、其他200共19400〝漢人〞,以全台平均的255/392=0.651倍回推1889年是12620,比1889年的莊民10807(扣除枋山、楓港後)多1813,後來應該又有更多的社番變成閩粵人。縣誌提到的客番混居的12村落中在1889年已有8個稱莊,另4個(射麻里、八瑤、萬里得、大板埒)應也會很快就改稱莊。這4社787人與八姑角莊都列在1886年平埔薙髮的9社中,剩下的4社893人(阿眉大社、四林格、龍巒、龜仔角),應該大部分也會變成閩粵人。此8社共1680人,正好與1813人接近。
へへ◎結論:不僅平原的48村落在開山撫番4年內(1879年以前)就全稱莊,山區的生番四重溪社、平埔薙髮9社、被明確指出是客番混居的12村落,最後也全都改稱莊。而高山薙髮34社則只知有2社各分成1莊1社,未改稱莊的就是現在的排灣族。

【7】埔里、魚池–在40年內由番界盆地至少可增為{8500、3000}原住民變成只剩{4200、35}人,而閩粵人由{0、少量}增為{8700、3200}人
へへ1815年郭百年獲准率一千多人進入番界,先開墾水里的社仔社300甲、魚池日月潭邊的水堛400甲、魚池盆地的審鹿社500餘甲(約盆地的1/4),想再墾埔里時與埔里番對峙,最後騙燒殺搶。1816年底至次年6月官府驅逐所有漢民,並在集集洞角立禁碑「嚴禁不容奸入 再入者斬」,在國姓福龜立「原作生番厲 不造漢民巢」。1847年,埔里鎮、魚池鄉的「水沙連六社」請求設官治理,但朝廷未批准納入。但因總督來到,侵墾漢民跑光光。郭百年事件後,1823年有西部熟番被生番邀來共同抵禦漢民侵墾,而且他們也不負所託,1875年以前埔里查無漢墾的記錄,且建了至少8條水圳。而魚池〝盆地〞則除了1815年的侵墾但被驅逐之外,只在1849年有王增榮受番招入墾。
へへ1847年埔里(鎮)、魚池(鄉)共有社番2151 +869 =3020人,其中熟番2000全來自埔里社。開山 2年後的1877年共有社番6600(30年間熟番由2000增為6000,都在埔里盆地;生番由1020減為600多,多在魚池鄉),並湧現閩粵人2600;再38年後的1915年,閩粵人增為7.8倍20192而番口減為0.8倍5197,閩粵人佔埔里本島人17815的73%、魚池本島人7574的95%。但前述二位恆春知縣的說法顯示,招墾並不容易,2萬是大移民,相當於1893年的1.5萬,而1893年中彰投雲人口才約60萬。
へへ1877年埔里盆地就已知有熟番6000多(夏獻綸),加上號稱的閩粵人與盆地外人口後埔里少說也有8000易被統計的人口。1893年,加上國姓、集集後的埔里社廳有人口15614,筆者估計埔里社堡約佔70%,約10930人,16年內(1877~1893)增加不多,扣除新被納入的原住民後,應無大移民。1905 →1915年埔里人口11584 →18727,年增率4.92%,遠高於全台的1.4%,非自然增加4600~5400人。若有大移民應是發生在剛開禁的頭幾年,日本開始作統計時卻剛好10年突增6成人口,應是來自剛被政府掌握的人,應是原住民(1915年的17街庄名與1905年台灣堡圖中的完全相同)。全日據時期埔里、魚池各有外來樟腦工人902、163人,停留未超過2年者315、62人,只有236、39人留下定居,可見西部人並未搶進水沙連。
へへ1877年埔里盆地有6000多外來熟番,原住民密度至少是6000/42 =143人/km2,而這只是有被統計到的社番,且不含號稱閩粵籍的2600/63 =41人/km2。若以超低的100人/km2估計,1877年魚池盆地至少也有2100人。是什麼樣的嚴苛淘汰能在1875~1915的40年內(實際或許在11年內,因前2年就增2600閩粵人)讓埔里、魚池盆地內原住民(應可增為8500、3000)只剩4200、35人,而閩粵人由 0、少量增為8700、3200人?而且若不是因埔里社大到難以撼動,且堅持作自己,熟番應也會所剩無幾。
へへ國姓也與魚池類似,1875年以前是番界,1915年已有人口3208;1926年有閩1100粵4400人,共約佔人口5760(十年突增8成人口)的95%。但筆者找不到資料評估1875年的人數。但粵籍中祖籍潮州、嘉應、惠州的佔比與東勢、石岡、新社的大不同,國姓的粵籍來自何處?應是隨著少數閩粵人(瓶頸效應)的足跡編派而來。

【8】桃竹苗57%以上(粵籍區62%)、台北41%人口在1841年以後才加入戶口
へへ從《淡水廳志》的1841年人口與1926年日本人調查的人口推算,桃竹苗閩粵籍人口中有57%約14.0萬是1841(道光21)年以後才加入戶口的,應是番口漢化,閩粵人不可能躲那麼久,傳說中的移民潮是在乾隆年間1736~1795。各地的比率是:苑裡通霄45%、苗栗堡(客)69%、北苗+香山55%、竹市不含香山45%、南中竹縣(客)51%、北竹西桃(客)67%、東桃47%。 1841年以前的當然也可含大量番口,1784年以前丘陵區全部是番界(含苗栗市以南約50 km^2的河谷平原的東岸、桃園台地群的湖口楊梅平鎮大溪,可見當時已住有大量平埔人)。若只考慮粵籍區則是62%約10.3萬,相當於1926年的10.3*2.18 =22.5萬,但不可能有這麼多客家人移入桃竹苗,因1926年桃竹苗有粵籍353300,其它地區共只有23.3萬(含大台北2800、中彰投10.8萬、高屏9.2萬),且23.3萬中應有很大部分也是1841年以後加入戶口的。台北各堡的總平均則是41%約11.3萬(都換算回1841年的人數),也含不少番口,但台北可能也有大量移民(1908年縱貫鐵路全線通車)與領先全台的年增率,故實際比率也可能低一些。台北至苗栗遲至1875年才廢淡水廳而設二縣一廳,算是相對落後,1926年的閩粵人口中,44%是在1811年以前就有,8%在1811~1841、16%在1841~1871、32%在1871~1926年間加入。

【9】新社–1833年始有50壯男進入,在無明顯移民來源下,1926年有閩300粵6400原住民0人
へへ台中的新社原是噶哈巫平埔族的居地。1816年有粵人劉中立向屯番承墾大甲溪兩岸的東勢大茅埔與新社下水底寮,這是閩粵人入墾新社的最早記錄,但僅在大甲溪畔的一小塊地方。1833年有粵人杜行修率「五十壯男」由台中大坑進入台地。據說在1862~65年的戴潮春反清事件中,沿海居民紛紛遷入新社避難,新社因而逐漸發展,1926年時有閩人300粵人6400,已無噶哈巫人。但沿海居民都是閩人,何來沿海粵人避難?噶哈巫人能舉族翻山越嶺到埔里嗎?有大屠殺嗎?其實清國相當保謢原住民,漢人會被驅逐(像埔里郭百年事件)而不是原住民舉族逃離。故筆者認為6700閩粵人大多是噶哈巫人漢化,只要照撫番統領吳光亮的<化番俚言>作就可以了,根本不必逃。新社面積69 km2,平地至少20 km2,若以每km2有150人估計,1811年平地可有原住民3000人,1926年至少可增為2倍(=392萬/200萬),即 6000人。

【10】曾被劃入番界的西部平地–應是當時已有大量原住民居住,但開禁後在政策保護下竟都很快就換成每庄數百、數千且常是同姓、都有老婆的漢民
へへ西部有很多塊平地在1760年仍被劃入番界,直到1784年以後才被納入版圖:台北盆地南端的三峽;桃園台地群的湖口、楊梅南半、平鎮南半、大溪、龍潭;鳳山溪、頭前溪谷的新埔、關西、芎林、竹東;中港溪南岸的造橋、頭份南半(+北岸斗煥坪);後龍溪谷的頭屋(西北角除外)、公館、銅鑼;大安溪、大甲溪谷的卓蘭、東勢;新社台地;台中旱溪以東、草湖溪以北的潭子東半、北屯東半、太平、大里東半;另還有很多山邊的小平地,像苑裡的苑裡坑、通霄的內湖、西湖溪谷的三湖到九湖各村、…。1722年,大里、霧峰、草屯、南投、名間、集集都被劃入番界,大里集集的全部、其它的東半部在1760年以前都仍屬番界。1722年屏東平原約1/3被畫入番界;1750年,山腳平地從南到北仍有約一個村的寬度(今有沿山公路貫穿)被畫入番界,美濃的「龍肚埔」也是;到1784年才又重畫。
へへ這些緊鄰清國領土的平地會被劃為番界,不管是哪時期,應是因已有大量原住民居住。而這些番地開禁後,竟都很快就變成散居漢民的天下,每庄有數百、數千人,且常是同姓、都有老婆。像阿罩霧在1750年以前屬番界,到1786年已是烏日到霧峰10公里內3個林姓庄之一;大里杙在1721~50年間開庄,到1786年據說已有平和縣籍林姓「三千餘丁」(而1829年平和縣只有林姓男丁1萬);大湖口在1798年開庄,很快就有陳四源、張六和、范八茂、戴拾和、…等家族,其中陳四源到1894年已有500餘丁(開庄時據說只有 4兄弟)。為何這麼多的庄能同時找到這麼多同姓的人來一起開墾?清國禁止移民,台灣海峽並未出現偷渡狂潮(即使每庄都有墾戶冒死歷盡千辛萬苦回鄉合法招來數十男人,也要有相同數量的女人偷渡),而台灣其它地區的人口也未見減少,為什麼?原住民據說都識相地搬走了,桃竹苗許多地區就傳說原住民被丟在田裡的死雞鴨、或以竹管擠出的超大坨糞便嚇得跑光光(以為來者是巨人)。原住民既有清國禁入禁墾禁買禁娶等政策保護,為何會凋零?真的是笨得該死、因笨而死嗎?

【11】台灣數千人的大家族到處都是–閩粵一個村來了1人或數人,就能在台灣幾個村傳下數千人甚至數萬人;不到1/20甚至1/40渡台,台灣後裔卻是原鄉的好幾倍
へへ1750 →2000年本土台灣人口{144~108}→1927萬,即增為13~18倍,但考慮古時人口含二代,每一壯男平均衍生26~36現代男,即男女52~72人,家族人數愈多每代增加的倍數應愈接近平均值。台中西屯張廖平均有294人,是平均值的6~4倍,很合理。板橋林家從第一代至第五代2 →7 →11 →25 →39人(二兄弟差不多),是同時期平均值的12~10倍。霧峰林家的二、五房無生子;六房1 →2 →5 →11 →11;真正住霧峰的大房1 →2 →4 →8 →15,雖然大房長子林甲寅生3子娶1 +3 +1 =5媳、7孫娶5 +5 +2 +4 +2 +1 +1 =20孫媳,但只有15曾孫,與板橋林家的差不多;但開墾太平的三、四房的生育率1 →4 →19 →44 →(?) 與1 →5 →22 →53 →(?) 則超高,推測應有原住民的加入。墾戶的族譜多不可信,大富大貴家族的會較嚴謹。所謂富不過3代,以〝3代就1 →3 →9 →27人、27人以後就接近平均值〞(男女老幼100人的家族需有年產約370石穀的田地,約6~10甲)來估計,最高應不超過平均值的19~15倍,即988~1080人。而且不太可能同地同姓二祖都出現超高的生育率,故目前家族超過1000人的大都有問題,除非曾是數代巨富。
へへ但台灣有許多在這250年間就繁衍數千、甚至上萬人的大家族。★1654年從長泰縣山重村來的薛玉進有二子,分別傳衍在高雄頂茄萣、下茄萣,1956年時茄萣、永安共有薛姓約3300人,推估2000年時(乘2.27倍)應約有7千多人。★1700年前後開基的台南下營顏氏,推估2000年時超過5千人。★1750年前後開基,3千人以上的有:桃園新屋「葉五美」,1980年代有8000人;桃園新屋范姜家族,2005年有4212人(2000年時新屋的姜與范姜二姓推估共有8800人,桃竹推估共有1.4萬人);苗栗公館傅家,每年祭祖的就超過1000人;苗栗西湖劉家,現今宗族估計逾4000人;台中北屯「心田五美」賴家,1992年時超過3000人(而台中的北屯、南屯、北區等也成各派平和縣心田村賴氏的聚集地,1956年的台中市共有賴氏17467人,估計2000年時共有4萬人);台中圳堵張氏,2010年前後子孫近6000人;台中龍井紀氏,推估2000年約有6千人;台南七股篤加村邱氏,推估2000年時有3600人。以上這些家族,除了圳堵張、龍井紀,正好都分5房。★在1780年代,台中烏日到霧峰10公里內就有3個林姓庄,其中1721~50年間才開庄的大里杙已有平和縣籍林姓「三千餘丁」,而平和縣當時只有林姓男丁約1萬。★在土牛溝以東(舊番界內),1798年才開庄的新竹湖口鄉,一個鄉就有周三合、陳四源、張六和、黃六成、范八茂、戴拾和、…,這些家族都正好在湖口開庄前後才因出生數兄弟而成巨族(但1894年陳四源已有500餘丁)。★新竹關西羅氏,1793、1826年入墾,4人傳下4、5千人。★1788年晉江粘氏三兄弟來彰化鹿港,今在鹿港、福興有粘氏6千餘人(而今福建晉江只有粘氏9百餘人、全福建2600餘人)。★1875年之後才開庄的埔里、車城恆春也分別出現有4千多人的潘姓、尤姓。★台南曾文溪旁,東西10公里內就有5個單姓村(善化的東勢寮蘇、六分寮楊、胡厝寮,麻豆的謝厝寮、方厝寮),各有族裔2千人以上。★彰化、雲林、嘉義也有許多姓氏高度集中的鄉鎮(以1956年人數乘2.27倍估得的2000年人數):彰化芳苑&二林-洪3.90萬、彰化社頭&田中-蕭3.00萬、彰化鹿港&埔鹽-施3.02萬、嘉義義竹&台南鹽水-翁1.79萬、嘉義六腳&朴子-侯1.73萬、雲林台西-丁1.57萬、…。其中較少見的姓氏極可能都來自閩粵的同一個村,而這顯示一個普遍的模式,就是閩粵一個村來了1人或數人,就能在台灣幾個村傳下數千人甚至數萬人。★詔安縣秀篆游東山等堂兄弟17人清初來台(但秀篆族譜只記載4人來台,游東山沒來),先是分散各地,嘉慶年間1796~1820子孫有默契似地大舉入墾宜蘭,今後裔有1萬多人(宜蘭游氏近3萬人,幾乎也都源自秀篆)。★詔安縣秀篆鎮人在台灣的後裔〔2007年詔安客家五鄉鎮總人數〕:黃6~7萬〔1.6萬多〕、王5~6萬〔1.8萬〕、李4~5萬〔9000多〕、游4~5萬〔6000多〕、呂3~4萬〔4800多〕、邱3~4萬〔800多〕、羅2~3萬〔少於700〕、賴1~2萬〔800多〕,江近萬〔1.2萬多〕、葉近萬〔900多〕,以上各姓共30~38萬〔7萬多〕,而今詔安秀篆總人口只有41233人(某年)。★2000年時桃園、新竹的姜姓推估有1萬人,祖先10多人來自陸豐大安鎮旱田區艷墩(鹽墩)自然村,而2000年時旱田區3個自然村各姓共只有4698人(由此推測艷墩姜姓頂多1千多人)。★饒平縣墩上村人王克師於1725年來台,今派下裔孫有1萬多人,分布在觀音、新屋、中壢、平鎮、楊梅、龍潭。來台的還有他族叔王廷仁、族兄王克照,後裔也都很多,分布在中壢、平鎮、楊梅、關西、竹東、北埔等地。★南靖縣書洋(離海直線80公里)三山蕭氏在台灣的子孫有4萬人以上,而今書洋鎮總人口只有2.6萬。★蕉嶺縣鐵坑村離海直線160公里,鐵坑羅氏始祖德達在台子孫2000年時有4萬多人,分屬88位開基祖,平均每位超過455人(不到5萬開基祖就能傳下2千萬人口);新竹關西有4、5千人,由1793、1826年來到關西的4人傳下。而2012年鐵坑村只有843人,所屬的廣福鎮只有1.5萬人。★1661年鄭成功的姑丈陳一桂率3子在台南學甲建家園,現在「陳桂記」已有親族數萬人。★漳浦縣攀龍村林氏,15人來台,裔孫有2萬多人。攀龍村現有3800人,9成以上姓林,已無洪姓,但在台灣草屯也有洪姓後裔1萬多人。★同安縣灌口人陳永華助鄭成功入台抗清,據說很多族人也加入鄭軍,他們的在台後裔已有6萬人。而今灌口鎮總人口只有3.7萬。★全台簡氏都源自南靖縣長教村,明代以來遷台的共有400多人,現在有17萬餘人,而今長教村簡氏才6千多人。★詔安縣官陂張廖氏在台裔孫有18萬人。2011年官陂鎮有5.3萬人,97%姓張(2007年詔安縣有張廖4.9萬)。
へへ以上這些都是不到1/20甚至1/40渡台,但台灣後裔卻是原鄉的好幾倍。據1926年台灣人祖籍統計,漳州、泉州分別佔35.17%、44.82%,即今約有700萬、900萬人,而2009年漳州、泉州只有人口472萬、770萬。
へへ在清代的農業經濟時代,閩粵人來台的不多,不到1/20或1/40;而中國人民大量到城市工作是近幾十年的事,但中共限制戶籍遷移(分鄉村戶口與城市戶口),雖可到外地打工,但戶籍仍留原地,因此現在各鄉鎮人口雖可能自然減少,但應該不會因遷離而呈倍數減少。
へへ很多人以為,台灣地曠人稀,閩粵人來台後能生養很多的小孩,我們的祖父、曾祖那幾代,不是很多人都能生4 個、6個男兒?但台灣在1811 →1893年平均每代養大1.13個男兒,1896 →1926是1.53兒,1926 →1956是2.12兒。滿清盛世的三個皇帝,康熙的子15/35女12/20早夭,雍正的子6/10女3/4早夭,乾隆的子7/17女5/10早夭,是4~6成(另順治子4/8女5/6、嘉慶子0/5女5/9、道光子0/9女3/10、咸豐子1/2女0/1;明朝嘉靖子6/8女3/5、萬曆子3/8女8/10、天啟子3/3女3/3、崇禎子3/7女4/6;與康熙簽尼布楚條約的俄羅斯彼得大帝子7/8、女5/7早夭)。皇家尚且如此,遑論一般人家,而台灣的中醫水準不可能超過福建或皇家御醫的(據日本政府1897年的統計,臺灣全島300萬人口中,中醫師共有1070人,其中廣博醫書精通方脈的「良醫」只有29人,從醫書學醫的儒者「儒醫」91人,以祖傳秘方醫病者「世醫」97人,只稍微識字曾跟醫者學習的「時醫」829人)。台灣又是瘴癘之地,1684~1707年清國9任「下淡水巡檢」有8任是卒於官;而「上淡水」也類似,「康熙四十九年(1710),始設淡水防兵,及受代生還,不能三之一」(福建通志),可見當時水土的惡劣。日本1874年與1895年二次征台都是病死遠多於戰死。

【12】乾隆、嘉慶年間,「開庄」當官派族長可以賺很多錢–土地登記族長名下,讓他向庄內原住民傳授漢文化
へへ雍正、乾隆年間,閩粵因姓氏械鬥嚴重而施行〝族正制〞,在福建「族長之外,設立族正房長,官給印照,責令約束族丁」。因此台灣的番地轉為民地時,同姓超過百人的庄就設族長、房長(可能是每1百丁設1房長),但子孫卻把第一任族長當成共祖,第一任房長就當成族長的兒子,開始編族譜,因而有了湖口張六和、范八茂、…等家族,也因而全台有很多1750年代開始的家族正好都分5房。這也表示〝共祖之後就分房且各房都繁盛的家族〞一開始就存在大量取同一漢姓的人。
へへ平和縣大溪鎮江寨的江氏族譜記載:乾隆初年,江湘「臺灣開庄致富幾十萬,捐貢生」。原來乾隆時期還有一個賺錢的行業叫「開庄」。「開庄」當然是說庄內住有很多人;「致富」是說原來並不富有,後來擁有大片土地。江湘為何能找到一大片無主地,又很快能找到一群人來當他的佃戶?台灣不是到處都是荒埔嗎?這些無地可種的人既敢離開家鄉,為何不自己找塊地?筆者推測是這樣:墾戶說服一個部族接受他的姓氏與籍貫,成為他的兄弟叔伯(一人來台數人開基),而也成為墾民後,埔地就成了無人異議的無主地,就可以登記為墾民所有,並能賣給漢民,而他也可以分到很多錢、當官派的族長。有的甚至為了方便,把土地登記在族長名下,由他負責繳稅(當時指界不易,也難以細分),使原住民地主淪為〝漢佃〞(一開始只是由族長代繳租稅,漸漸變成固定向族長納租),最後有的漂泊他鄉,有的憤而改姓。乾隆在23年1758命令歸附的平埔族薙髮結辮,並賜姓改用漢名,「開庄」的行業應會風起雲湧。
へへ筆者甚至懷疑:清國政府在原住民同意下派漢民當族長,土地登記他名下,讓他管理、漢化散番,並以他的籍貫為全族人的籍貫。原住民也把族長當作是「天朝」派駐的官員,來教導他們〝先進〞的語言與風俗習慣,並〝代繳〞租稅。台灣本是母系社會,男祖是誰不重要,而男人在父系化後地位提高了,當然都樂於配合。
へへ根據征討林爽文的協辦大學士福康安的奏摺,霧峰林家始祖林石一直居住阿罩霧,當族長,他的財富很可能就是因此而來,詳見<霧峰林家開基史的重解>
へへ板橋林家始祖林平侯(1766~1844)很可能也是開庄致富的例子。他19歲時有資金1千數百,40歲時已「擁資數十萬」,並捐錢作官,50歲辭柳州知府回台後「遷大嵙崁,……啟田鑿圳,歲入穀數萬石」(台灣通史)。 1790年時1石穀=1番銀元=0.65兩純銀=0.70兩紋銀。林平侯在20~40歲間平均每年收入須1.5萬石以上,相當於一等田680甲或五等田1500甲以上的租穀收入。當時大甲溪以北只設一個淡水廳,是落後地區,筆者懷疑他能經營全台鹽務(鹽場都在南台),也懷疑他靠船運貿易、高利貸就能創造這麼大財富。而從現在留存的林平侯在世時的58筆買賣契約(約佔1912年分家產時的1/6,分布北台各地)看,他45歲前沒有買地的記錄;推估他買地可能有1400甲,但父子兩代買地都不在大溪。那他為何能在大溪擁地至少數百甲(1901年林家至少有652甲)?筆者推測他若不是大溪原住民(16歲單身來台必須冒死偷渡,卻只為尋父,太不合理)當了族長,就是「開庄致富」。桃園台地群在1790年前後開庄(老湖口1798年),剛好是林平侯致富的時間(1785~1806間)。

【13】苗栗河谷平原的啟示–滿清為防造反而採分化政策,以客語漢化桃竹苗原住民
へへ1784年重畫番界線(紫線圖)以前,據1760年的藍線圖,桃竹苗的丘陵區與過半台地都是禁入、禁墾的番界,含苗栗河谷平原的東岸(公館、銅鑼),偷入者杖一百,若有抽藤伐木再加3年徒刑,私墾、居住者當然更重,據《清實錄》乾隆十一年1746,是依越渡緣邊關塞律論罪,應是潛出外境者的絞監候(入監等候秋天絞決),當然經官方允許者無罪(例如入宜蘭的吳沙與入新竹北埔的姜秀鑾)。西岸的苗栗市可能是在1737年左右被納入清國,因據說當年有6批10人同時開墾苗栗市的8個地區,並在1755年合力開鑿「貓狸三汴圳」,灌溉800餘甲土地。即使那10人真的是移民,僅此800甲(約 8平方公里)埔地原來就可養原住民8*150=1200人以上,10人微不足道。據說乾隆嘉慶年間1736~1820移民不下百戶,但100人仍是極少數,因為1926年苗栗街有15700人,估計1800年最少有15700 *(150/392) =6000人,另還有2倍的人口在河谷周邊的頭屋公館銅鑼。苗栗人的客家話與祖籍應是借用自極少量墾戶與來了又去的客家籍官兵,不想讓自己土地將來不能賣給〝漢民〞或女兒不能嫁給〝漢民〞(大家都變成漢民時會很難嫁)的都須找個中國祖籍。客家四縣離海直線90(梅縣南端)∼190(平遠西北端)公里間,應不會有太多窮苦農民能長途雙腿跋踄1~2百公里,再付可觀船資從汕頭偷渡420公里來到後龍(泉州後龍210公里)(若非偷渡則須從廈門–台南入台,再走路2百公里以上),卻進入剛開放、充滿未知風險的番人地域。而官兵的移動則很平常。
へへ1737年苗栗市被納入清國時,後龍的漳、泉人應是虎視耽耽,一撲而上,為何會讓遠來的四縣人捷足先登?既然來的四縣人不可能很多,那原先應略懂閩南語的苗栗市人為何會變成四縣客語人?事實上,1784年以前過半屬番界的桃竹苗 4 +9 +13 =26、台中5鄉鎮市、再加南投國姓,除大溪、太平平地、霧峰山地(多福佬客)外,後來全都成了客語區(筆者推測因板橋林家林平侯在大溪「開庄致富」,而太平周邊的霧峰大里林姓部族勢力很大,故兩地成了閩語區)。客家人真的能在1784年(苗栗市1737年)以後突然發揮神力,遠渡來台,搶在周邊閩語人與福建閩南人之前佔據幾乎整個桃園至大肚溪的舊番界嗎?況且1800年以後閩南、客家人多是前往東南亞,很少來台灣。若說閩語人不愛住山,那台地(新社湖口…)與河谷(新埔芎林竹東苗栗…石岡東勢)呢?其實漳州70.5%、泉州80%(福建89.3%)是山地,閩南的人也住山,甚至漳州也有很多客家人(詔安平和南靖),為何來的反而都是更遠的四縣人、海陸人(汕尾新豐620公里、泉州新豐220公里,若非偷渡則須從泉州–鹿港入台)?顯然有政策的介入。筆者推測是這樣:1721年朱一貴事件與1732年吳福生事件使清廷注意到以客制閩的好用,因而在1784年(苗栗市1737年)以後在桃竹苗新領土上培植客語人口(最有效的作法是在番界開禁前派遣幾十戶客家人入墾,等局勢成熟時再開禁),使台灣即使要造反也難以團結,客語人還可守住山區不讓造反者遁入。之前清國不把番界納入國土的原因之一就是防止民人進入聚眾作亂,既然納入就培植不同語言的族群把守。而在1786年的林爽文、1795年的陳周全、1805年的蔡牽、1862年的戴潮春事件中客語人又一次次地成為「義民」,讓清廷政策更堅定。漳人林爽文起義時泉人幫清國鎮壓,泉人陳周全起義則漳人幫忙鎮壓。1795年乾隆給台灣道楊廷理的上諭:「…漳、泉、粵三庄,…彼此轉得互為牽制…。甚或漳、泉之人串通一氣,…剿捕豈不更覺費手。是該處民情不睦,亦只可聽其自然…。但此意該鎮道惟當默存諸心,又不可使漳、泉人知覺,轉啟朋比為奸也。」這個分化政策至今仍深深地影響台灣。但清政府並未規定只有客家人能進入新國土,而政府引進的人數也不可能達到幾千幾萬人,因那必會在民間留下傳說、記載。滿清為防漢人在台灣造反,對台實施「班兵」制度,官兵駐台每三年輪一班,且從雍正年間起規定,班兵不可派駐同籍人聚集的地方。可以〝想像〞(尚未找到證據),既已定下分化政策,清廷可能會選派四縣籍官兵駐在漳、泉籍旗鼓相當的後龍(1806年漳鬥贏泉),讓客籍官兵以客語〝教化〞新納入的苗栗市人,並引進少量的客籍移民(或自願留下的官兵)當官派族長。

【14】祖譜實例分析–藉一位墾戶之名或族譜就可把幾個相關的平埔部族漢化
へへ這裡只列結論,分析請看原版。★湖口「陳四源」–共祖陳乾興很可能是原住民回鄉的墾戶,大湖口在1798年開庄時,他擔任官派族長,並分成「國泰民安」4房,1894年已有「五百餘丁」,距開庄還不到100年。★楊梅鄭氏道東堂–鄭大模在1785年進入番界開墾,擔任負責實際農務的佃首,分得部分土地,並把部分原住民報為他的親族。後來原、漢兩系鄭姓人協議以鄭大模為共同始祖,並有徐黃溫3姓原住民改姓加入,因而出現母系大家長仁潛婆收養4位異姓姪兒並分家產的故事,並把鄭大模的生卒年代往前推到1716~1780年,族譜也不提他當佃首的事,而改稱他受岳父贈土地。★新屋范姜與姜–大墾戶范姜殿高(親生范家在海豐、父親的養父姜家在陸豐)墾地3860甲,原住民地主被虛報為他的親兄弟(後來的范姜5祖)與養祖父家的11位姜姓叔伯。這就是〝范姜氏說殿高父母未來台,而姜氏卻說殿高父親與11位叔伯來台、一說海豐人一說陸豐人〞的真正原因。★冬山游氏東興堂–1810年起吳沙把數萬宜蘭原住民報為漳州人時,游厚悅4兄弟以祖父〝東〞字輩多人之名把原住民變成他們的兄弟叔伯,在冬山太和村開立游家庄。根據詔安秀篆族譜,「東」字輩16人中只有4人來台(游東山沒來台);而台灣族譜卻說有17人來台,其中9人墾桃園(但只有游東河是真的來台)、3人墾鳳山台南、1人墾板橋中和、4人不明,嘉慶年間1796~1820子孫有默契似地大舉入墾宜蘭。★霧峰林家–拓墾塗城番仔寮太平的三、四房中有3人在清據時代的生育率超高3 →26 →78(其他十人10 →24 →38),推測應有原住民被整編加入。開基祖林石很可能是阿罩霧原住民或來自台灣某處,擔任阿罩霧林姓的族長,並把全族土地登記族長名下。他一直居住阿罩霧,並非如祖譜所記在林爽文事件時任大里杙族長,雖他確實受林爽文牽連而喪命。族譜可能為了解釋6房有5房沒分享阿罩霧土地,並讓林石當來台祖,而編出長房媳帶2子由大里杙南下加入阿罩霧的故事。

【附記一件事】1892~95年成稿、日治時被重抄的《嘉義管內采訪冊》將打貓西、北、南堡2.3萬人全記為番戶。「番戶」寫了91次(88街庄+3計共),筆者推測有三種可能:一是此三堡(大埤南部、大林西北部、溪口、新港北部、民雄西部)拒絕官員統一編派閩粵祖籍,官員挾怨報復;二是編者或重抄者想保留一些他認為的真相;三是編者公報私仇。

關於幾把鑰匙的詳情請見原版<台灣人的族源>第二部分底下綠框內的【對應的原版摘錄】(號碼上有超連結),所有計算都在<計算表> http://myweb.ncku.edu.tw/~ydtsai/taiwanese/calculate.xls


清國涉台禁令的原文(摘錄<台灣人的族源>) –2013

【渡台禁無照、禁攜眷、禁單身】
渡台禁令可能是在康熙51年1712開始實施,也可能在23年1684。禁令有三:渡台須有原籍地的照單(官員不得濫發、嚴禁無照偷渡,1875年廢止)、不准攜眷(乾隆53年1788廢止,曾在1732~40、1746~48、1760~61三次共11年短暫開放在台者接眷)、未婚者逐回原籍。由後二項可知,在台留下後代的若不是非法居留的單身者就是在台包二奶的,有照單的大多會回原籍,屬打工性質而非移民。但經台灣府、縣查明是良民者可入籍台灣。渡台禁令的施行時間與內容有些爭議,詳見施志汶<……以清代渡臺禁令為例>:〝禁無照〞雖於1712年「覆准」,但1684年開放海禁時就已規定出洋要有地方官印票,1702年入台須取得照單;〝禁攜眷〞尚未找到原典,只知康熙56年1717之前數年,婦女渡台已遭禁止,但應不早於〝禁無照〞;〝禁單身〞定例於1730年,屢被引用的1683年<台灣編查流寓則例>,謂「無妻室產業者應逐回過水」,以目前所見《六部處分則例》、《吏部則例》或相關官書中,並無相關類似記載;施琅禁惠、潮之民渡台之事只見於黃叔璥《台灣使槎錄》,不見於其它官書。 –2013、2017
◎光緒25年1899《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20:「康熙五十一年 1712覆准:內地往台灣之人,該縣給發照單。如地方官濫給往台灣照單,經該督、撫題參一次者,罰俸六月;二次者,罰俸一年;三次者,降一級留任;四次者,降一級調用。如有良民情願入台籍居住者,令台灣府、縣查明,出具印文,移付內地府、縣知照,該縣申報該道稽查,仍令報明該督、撫存案。若台灣府、廳、縣官不行查明以致奸宄叢雜居住,經該督、撫查出題參,照隱諱例議處。」
◎卷775:「……充作客頭,在沿海地方引誘偷渡之人,包攬過台,……為首發邊衛充軍,為從及澳甲、地保、船戶、舵工人等知而不舉者,俱杖一百徒三年,均不准折贖。其偷渡之人,照私渡關津律,杖八十,遞回原籍。……謹案:此條乾隆五年( 1740)定。」
◎卷775:「台灣流寓之民,凡無妻室者,應逐令過水,交原籍收管。……謹案:以上雍正八年( 1730)定。」被驅逐過海回籍的人臉上會被刺上「逐水」二字,甚是嚇人。

【禁入番地】
◎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775:「凡民人偷越定界私入臺灣番境者,杖一百;如近番處所偷越深山抽藤、釣鹿、伐木、采棕等項,杖一百、徒三年。其本管頭目鈐束不嚴杖八十,鄉保、社長各減一等。巡查不力之值日兵役,杖一百;如有賄縱,計贓從重論。謹案:此條乾隆二年(1737)定。」
◎卷99:「乾隆二年( 1737)覆准:臺灣民人偷越番地,該地方文武官弁如有實力巡查,……,按數遞加議敘。倘不實力巡查,至有偷越之事別經發覺,……,降一級調用;上司罰俸一年。若有賄縱情弊,……,將該管官革職,計贓論罪。」番地包括已歸化的熟番(番民)與未受統治的生番的土地。

【越渡緣邊關塞罪】
◎《大清律例.兵律.關律》220.00:「若越度緣邊關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潛]出[交通]外境者絞[監候] ,守把之人知而故縱者同罪[至死減一等]失於盤詰者[官]各減三等,罪止杖一百,軍兵又減一等,並罪坐直日者。」台灣番界屬境外,只是偷越深山抽藤伐木已是杖一百徒三年,私墾、居住者應更重,相當於私出國境,應是絞監候(入監等候秋天絞決,輕於絞立決)。在埔里郭百年事件後,1817年官府甚至在集集立了禁碑「嚴禁不容奸入,再入者斬」。但郭百年只受杖打並未被斬,因他曾獲臺灣知府允許。
◎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775:「在番居住閩人實系康熙五十六年(1717)以前出洋者,……准其搭船回籍,……。至定例之後,仍有托故不歸、複偷渡私回者,一經拏獲,即行請旨正法(處死)。謹案:此條乾隆元年(1736)定。」此例是針對無照出洋或未在期限內回國者,非針對台灣。清延明律,對私出國境的處罰非常嚴厲。

【禁買、禁墾番地】
康熙《戶部則例》:「臺灣奸民私瞨熟番埔地者,依盜耕本律問擬,于生番界內私墾者,依越渡關塞問擬,田仍歸番。」
◎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66:「(乾隆)十一年(1746)題准,閩省臺地綿亙二千餘里,近山有水之處皆屬膏腴,人力易施,種植之獲倍於內地。嗣後民人如有私買番地者,告發之日,將田歸番,照律計畝治罪,荒地減一等,強者各加一等。其有潛入生番地界私墾者,照律嚴懲。
◎《清實錄》乾隆十一年1746五月:「若奸民潛入生番界內私墾者,照越渡緣邊關塞律治罪。」即杖一百徒三年,因而潛出(交通)外境者絞監候,當然經官府允許者無罪。光緒元年(1875)此令才撒消。

へへ附註:律例被定下或重申後的一段時間內,官員應會很認真,但漸漸地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官、民、番的利益能夠平衡。而政府也藉侵墾的事實逐步在1750、1760、1784、1790年重畫番界線,把番界劃入版圖。
へへ附註:不能買賣的土地,後來人們以買賣承租權代替。租權擁有人向佃戶收租,稱小租,拿其中一部分繳給地主,稱大租。即漢民可買賣「小租權」,而地主有「大租權」,大、小租權的買賣各自獨立。1905年台灣總督府以現金10.7萬、公債367.2萬圓買下全台大租權(有官、民、番大租的共佔全台田園的6成),並公告廢除大租權,才終止這〝一地二主〞的怪現象(吳聰敏<大租權土地制度之分析>)。

【禁娶番婦】
◎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19:「乾隆二年( 1737)議准,臺灣漢民不得擅娶番婦,違者,土司、通事照民苗結親媒人減一等例,各杖九十;地方官照失察民苗結親例,降一級調用。」番婦含已歸化的〝番民〞之婦,故會有土司受罰。滿清保護少數民族,也禁漢民娶苗女。


看清國官員如何漢化台灣人–<化番俚言>(簡縮版) –2013

1874年,日本以1871年56琉球漁民在高士佛社被殺為藉口登陸屏東車城,攻打牡丹等社(日兵5990人戰死12人死於瘧疾561人),主張番界不屬清國,是無主地。因而事後清國開山撫番,廢除禁渡台、禁入禁買禁墾番地、禁娶番婦等禁令,1875~79年在廈門、汕頭、香港招募農民,想以大量閩粵人充實台灣,總共送來了2000餘人。結果發現來者「半系遊手好閒之徒,不能力耕」(胡適之父胡傳《台東州采訪冊》),緊急喊停,改由本地招募。既然不能招來真正的閩粵人,把閩粵籍貫派給原住民也能達到同樣效果,1881年福建巡撫岑毓英通令全台劃熟番入漢籍,枋山車城恆春、埔里魚池國姓、台北至苗栗的剩餘平埔族就這樣幾乎全部漢化了(這波漢化構成了1926年台北至苗栗閩粵籍人口的1/3)。日本也在統治台灣的最後幾年(1937年日中戰爭爆發後)努力要將台灣人日本化,但因是後到,又時間不夠長而未能取代〝先入為主的閩粵化〞。

負責開山撫番的統領吳光亮(廣東英德人)在1879年頒布了<化番俚言>32條(收於《臺灣生熟番紀事》),要求「刊刷成本,頒發爾等各社、各學,以便逐日觀覽。並令蒙師於授學之餘,講解而指示之,……務將後開條款,時常誦讀,默記於心」。其中很多是在說明法律與道德,以下只摘錄與漢化有關者。

改社為莊,以示區別。查內地百姓所居之地,均稱某村、某莊,未有稱為社者。茲本軍門恩准爾等安居故土,其社名改名為莊……(筆者按:其實漳州人稱集居處為社,如《漳浦村社要覽》。)
◆ 薙髮打辮,以遵體制。……茲已化番為民,婦女當蓄長髮,男子須薙髮打辮,方見爾等真心歸順,是為遵制良民。
◆ 分別姓氏,以成宗族。……茲本軍門將爾等各莊分別姓氏,嗣後兒女須從父姓,一脈相傳……【筆者註:母系社番就這樣成了有數百數千子孫的父系大家族。
◆ 分別姓氏,以定婚姻。……娶妻不娶同姓……天朝民人,凡娶妻者……須用三書六札,父母主婚,俱要過禮受聘,……又要擇吉日,到門夫妻同拜天地,再拜祖宗、父母……
◆ 禮宜祭葬,以安先靈。……此後爾等如遇父母、兄弟、妻子死亡,須用衣棺收殮,深埋山岡之上,堆土為記。每年清明,祭拜一次……。如父母死,男子用白線打辮、女子用白繩束髮,不可穿紅著綠……
◆ 建立廟祠,以安神祖。爾番眾現已歸化,凡一村一莊、或幾村幾莊共建廟宇一座,安設關聖帝君、或天后聖母、或文昌帝君及各位正神身像,合眾虔誠供奉。又各莊各建祠宇一座,安設全莊祖宗牌位,每逢年節及每月初一日、十五日,眾備香燭虔心叩拜,必獲保佑人口平安、五穀豐熟,獲福無窮矣。【筆者註:全莊祖宗牌位當然要有個姓氏開基祖,那就編個閩粵人。


我們祖先的語言–台灣人祖先確實有過半來自浙閩粵,但主要不是在近400年內,而是在2000~6000年前(簡縮版) - 2006

約六千前,我們的百越祖先(壯侗或Daic傣語族)掌握了橫渡大海的技術,開始渡海來台(及日韓東南亞,形成環西太平洋的越文化區),但當時台灣島上早已住了講南島語的南島民族(高山族,在一萬年以前的冰河時期台灣海峽是陸地時就已遷居台灣;冰河時期日本、東海、台灣、海南島、泰國灣、婆羅洲連成一片陸地–現在深120公尺內的大陸棚,與菲律賓隔著極小的海峽)。祖先一批接一批地來,持續了數千年,並可能啟動南島民族的偉大遷徙,但每一批上岸時,面對的都是眾多講南島語的南島百越的混血兒,因而也都被同化成了南島語族。經過數千年後,雖然百越在血統上佔了過半,並把百越文化(紋身黔面、鑿掉門牙、撿骨葬、杆欄屋、幾何印紋陶、…)、稻作、航海技術傳到台灣(並自5千年前起再傳往菲律賓、太平洋等地,成為南島文化的一部分),但語言已南島化,他們就是我們真正的祖先平埔族。

因此,若台灣人Y染色體與福建人的相近,並不能證明〝不是平埔族〞;只有在台灣人與福建人大不同時,才能證明〝是平埔族〞。 Y染色體的證明效力僅止於後者,前者的最終判決只能求助於史料。


若福建人的Y染色體分布與台灣人的相同,就表示在新石器時代就是這樣分布,未被北方漢人改變(摘錄<台灣人的族源>)–2015

很多人期待用Y染色體分析證明台灣人來自福建,但這Y分析不能證明何時來台(除非分析極大的樣本,計算台灣人與福建人分化的時間)。本文已證明台灣人祖先來台遠超過4百年,在福建人漢化前就來了。若哪天真的有人收集到足夠大的樣本,證明福建人的Y分布與台灣人的相同,那其實是證明了福建人在新石器時代就已是這樣分布,並未被北方漢人改變,確實是漢化的百越族,而中國許多人的什麼O1是越族、O3e是漢族的討論其實都沒意義了,這些型的出現都超過1.2萬年,即在冰河期結束黃種人開始大量從南方擴散到北方之前,各地比例的不同可能只是史前機率造成。而若中國各省Y分布真的相近,也不能解釋為漢人男子南下,其實可能應溯源到漢藏、苗瑤、侗傣3語系分開之前,這3語系的人加上韓國、日本人是全世界「乙醛去氫?」缺乏(喝酒會臉紅)比率最高的人群,百越約40%,北方人約20%,其他民族(含南島民族、南亞民族)都在10%以下。只有在3千年內在出現的基因,例如周文王的,或北方人中約佔5%的白種人Y染色體,才能被用來討論越、蠻、漢的混合。目前Y染色體分析的問題是樣本都不夠大,因而結果常出現矛盾。理想的樣本應是像趙桐茂的免疫球蛋白分析那樣,每個縣100人以上,且結果呈現合理的規律性。陳叔倬(2009年博士論文)請中國實驗室分析了138個臺南漢人,結果是父系母系都與福建人的完全相同(據他2012/5/25演講<論南島語族的起源>中出示的圖),他〝證明了〞福建人是漢化的閩越族(讀者請仔細思考,筆者不是在詭辯)。林媽利2007年8月在自由時報略述的結果則顯示台灣人Y染色體來自亞洲大陸(含越南)的只有6成,她〝證明了〞至少4成父系不是來自福建,其他6成何時來的不知道。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台灣人的血緣分析似已全面停止,筆者沒聽說有新結果。–2015


漢武帝滅閩越時福建已有超過百萬人,廣東二百萬以上(摘錄<台灣人的族源>) - 2015

其實〝五胡亂華〞時,北方漢人只遷到蘇南浙北而已,離福建仍甚遠,而有所謂「八姓入閩」,可見人數不多(陳元光之父陳政帶3600人就有58姓)。上海師大潘悟云<…漢語南方方言的形成>指出《漢書》上的記載:南越王趙佗上書給漢文帝自誇「老夫…帶甲百萬有餘」;吳王劉濞造反時,說南越「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淮南王劉安向漢武帝說閩越「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西元前111年有廣西、北越的「甌駱四十餘萬口降(於漢)」。趙佗是秦始皇在西元前219年派50萬南平百越時的副將,「處粵四十九年」後的甲卒應都是本地招募。若南越「分其兵」就已三十萬,那全部兵力當然多得多;南越被閩越攻打時還需求援於漢,而漢武帝也確實派出四路大軍共數十萬人圍攻閩越,可見閩越擁兵數十萬應不假,而男女老少人口應是兵力的4倍以上,應有百萬。而廣東則應有二百萬以上。稻作出現在9千前的湖南澧陽平原、7千年前的浙江河姆渡。2千年前的閩越早已是種稻的民族,鐵器的使用也已相當廣泛,普及到生產與生活的各方面,且能立國,當然有一套制度,福建絕不是地曠人稀。雖《史記》說漢武帝滅閩越後「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但把幾十萬種稻人民送到600~1000公里的北方去種麥是不可能的,頂多只能流放統治階層。唐初(約670年)陳元光父子、唐末(約890年)王審知兄弟帶到福建的部隊只有3600人與5000人,而據《通典》,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福建已有納稅人口54萬,實際人口高得多,故福建人的祖先其實只有極少數是來自北方。1279年蒙元滅宋時,可能也有數萬南宋官兵入閩定居,但他們多是南方人,且1079年福建已有人口428萬、1210年有625萬(見袁義達論文的表1)。–2015



【對應的原版摘錄】

【1A】福建族譜顯示的男性渡台比率少於1/20(甚至1/40) –2012
へへ◎詔安官陂〝張廖〞族譜顯示的渡台比率與成功開基的比率
へへ1992年的《雲林縣廖氏大族譜》估計,只雲林縣的張廖氏(活廖死張)就有約4.2萬,全台其它地方還有幾萬,他們都源自福建詔安官陂。官陂張廖應是單一鄉鎮單一姓氏來台人數最多的了,全台開基祖共有95位,分成好幾派,有人說全台有18萬人。族譜中的「日享公派」含詳細的官陂族譜(P.127~151),最具研究價值。日享公派有6房,其中2房有人來台,故有11~16世的詳細族譜,另4房則止於11世,11世中來台2房佔111/175。筆者計數其中11~14世(約在康雍乾年間)的人數,不計渡台者的後代,曾在官陂活過的「日享公派」來台2房的男人共有111+239+431+605 =1386,渡台者0+10+17+30 =57人,渡台比例是57/1386 =1/24(無官陂原譜可查對,可能有些只是名字被借用,實際沒來台)。高峰期是在14世,有30/605 =1/20渡台(10世3兄弟的14世孫中有18/38渡台,其中一組堂兄弟10/12渡台;12、13世各有一組6兄弟全渡台)。若考慮另有4房無人來台,則日享公派的來台比例可低到 (57/1386) *(111/175) =1/38(但注意不能用祖譜估計自然年增率,因明末清初曾有〝社內統一姓氏、社間結派認祖〞的運動,小姓被併入大姓,請見
<福建人的祖譜> http://myweb.ncku.edu.tw/~ydtsai/taiwanese/genealogy.htm ,台灣平埔人認閩粵祖的情況亦然)。全部57位渡台者中有33位不知所終、2位無後,成為開基祖的僅22人,佔22/57 =38.6%,而這是在已有親族聚居而娶妻應較易的情況下,且也可能含少數唐山媽(以此比例推算張廖氏渡台者可能有95/0.39 =240人,但95人中可能有些其實沒來台)。
へへ◎其它族譜顯示的成功開基的比率
へへ根據漳州編的《平和縣心田賴氏淵源志》,心田賴氏渡台的有94人。但據一賴氏網站的開基祖列表,心田派有34位(另有7位不知所終,可能是出現在開基祖的族譜裡),佔34/94 =36.2%。沈建德博士根據族譜發現,福建南安縣陳氏在荷鄭康雍乾移居台灣的156人中只有49人有娶妻(31.4%);晉江縣玉山林氏在康雍乾來台的82人中,只有7人有眷屬,但在台都無後代(0%)。看來能成開基祖的都在4成以下
へへ◎ 400多部漳州族譜顯示的渡台比率
へへ另林嘉書《閩台移民系譜與民系文化研究》從漳州已查知的400多部族譜中統計到有6895人遷台(p.248),平均每部只有17人,而遷台人數最多的南靖縣,平均每部22人(107部族譜中有101部有遷台記載,共2289人,p.220)。而渡台超過100人的家族只有28個,例如:南靖縣梧宅賴氏480人、梧宅林氏208人、梅林魏氏309人、梅林簡氏143人、樂土黃氏304人、竹溪沈氏115人、下版寮李氏230人、下版寮劉氏109人、奎洋莊氏255人、書洋金山蕭氏275人,雲霄縣何地何氏397人,漳浦縣大坑陳氏231人,平和縣壺嗣吳氏179人。 100人以上的有些其實包含台灣家族入譜者,而從所舉的例子取平均也只有249人。南靖賴氏雖有480人渡台,但據一賴氏網站的列表卻只有31位開基祖來自南靖,比例是31/480 =6.5%,遠低於官陂張廖與心田賴氏(廖、賴分別是本土台人的第17、19大姓)。南靖縣資料(p.230)顯示,在康雍乾嘉來台的佔75%。保有古譜的家族應都不小,在康雍乾嘉的4~5代中少說也有500男人(一族男女老少400,多社聯宗更多),而數代人中卻只有17人(南靖縣22人)渡台,佔不到17 *0.75/500 =1/39(南靖22 *0.75/500 =1/30)。據學者王業鍵估算(林嘉書p.224引用),約2.5%的漳州泉州人移民台灣。由此可見,本文以〝1683~1811的128年中1/20男人渡台、其中4成存活且入贅〞作估計,其實非常高(泉漳男人有 (1/20) *0.4 =1/50在台灣傳下後代)。

【1B】1811年台灣實際人口160~200萬與1829年泉漳二州人口不超過450萬 (計算請見表1~13) –2006、2012
へへ1811年台灣人口 179萬(實際人口在160~200萬間)。1829年泉州、漳州總人口 450萬(實際極可能少於400萬),以年增率0.15%倒推,1683~1811的平均泉漳男性人口取為 199萬。再取活過20歲者的平均壽命 55歲、128年中有 1/20男人偷渡來台(高移民的安溪、南靖、平和將達1.5倍即 1/14 以上,這三縣高峰期又將達1.5倍即 1/9 ,另還有往南洋者,加上後出海不歸者將達 1/8以上)、偷渡成功存活且在語言不通與政府禁入番地禁娶番婦的雙禁令下能靠兩腿走入部落入贅平埔族的達4成(二戰後來台並已存活安居的104萬華人中須娶台女者的成功率約31%,參見另文<1945~56來台華人103.7±1.2+3萬……>)、非泉漳人是泉漳人的1/4、1683年的閩粵人取各種估計中最高的15萬人(基因10萬)、用那時代最可能的生育死亡年增率0.40%(1893~96年增率是0.50%,福建是用0.15%倒推)。計算結果是台灣人的閩粵基因不超過3成。另若以相同的年增率 0.5% ~ 1.0%倒推泉漳人口與推算台灣閩粵基因數(但1683~1711年以0.4%推算),結果也都在3成以下。又若假設台灣原住民與中國閩粵人有相同的年增率,且移民娶妻比率與在原鄉時相同,則1829年泉漳男人450/2萬的1/20是11.3萬,是1811年台灣實際人口約179萬的6.3%,加上非泉漳後是6.3*1.25=7.9%(若男女移民人數相同則是15.8%),再加上1683年最高估計10萬閩粵基因的貢獻9.3%後是17.2%(25.1%)。
へへ或以較接近史料的人數作估算。荷蘭長官的2.5萬,加上鄭成功帶來的2.5萬,1661年時共有5萬閩粵人。當然有很多人無眷、或娶番婦,且1683年以後大部分閩粵人被遣返中國,但我們仍以5萬純閩粵基因作估計。又雍正10年1732至乾隆26年1761間曾有三次(1732~40、1746~48、1760~61)共11年開放接眷(二等親以內,含子媳),前二次使戶口「增數萬」,第三次為期一年只接來48戶277人,即每人接來5.77人。若把「數萬」估為「6萬」,則閩粵人眷共有7萬。則1811年時這二批閩粵人滋生的基因的總數是該年人口179萬的9.6%,少於1成。而中國史上最大的移民–二戰後107萬軍民移台(但有3萬在1956年調查時已死亡),對台灣的基因貢獻也只有9.2%。
へへ1761年浙閩總督楊廷璋在奏摺中說:臺灣從前地廣土肥,請照搬眷者甚多,今則邊界既不容私墾,而臺地生聚日繁,民人已沒什麼期待,即使在臺立業的人,也有很多請照回籍,至於寓居臺地貿易的人,也多已不願攜眷過臺,故一年僅48戶搬眷277人,且多是衙吏。之後的27年未再開放,可見已無此需要。可見1761年後來台者已很少。但1756 →1781 →1811年全台的統計人口66 →90 →179萬(但筆者估計有戶口者應只有約126萬),人口大增,這些人是哪裡來的?當然是原住民。

【2】荷蘭據台前,台灣已產很多稻米(同時期菲律賓、印尼、馬達加斯加也都種稻) –2013
へへ據江樹生譯的《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屏東塔樓社與武洛社以稻穀向荷蘭人納稅。1684年的《臺灣府志》記載鳳山八社是「不捕禽獸,專以耕種為務,計丁輸米於官」。鄭氏主要經營嘉義到高雄,1684年漢人尚未到達屏東平原,故在鄭氏來台前,屏東原住民已以務農為生。其實在荷蘭據台前,台灣北部、南部都產很多稻米。據蔡承豪<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P.45~68,1627年西班牙人攻入淡水地區時發現稻米多到可以裝滿一艘軍艦與四艘大舢舨,而且據說尚有近五十艘船的米糧可以搬運;1635年荷蘭人攻入高雄興達港附近的塔加里揚社時,發現眾多穀倉,大部分都裝滿米;1644年荷蘭人攻打宜蘭的掃笏社時,發現它被「水田」所圍繞,攻入奇力板社時,發現家家戶戶儲滿稻穀與小米,而之後噶瑪蘭人也以稻米向荷蘭人繳稅。據《熱蘭遮城日誌》1637/10/29,荷蘭人攻打雲林的虎尾?時,「那村莊裡有2200個房子,儲滿稻子和黍」。又據考古資料(見蔡承豪文P.34~42),台南科學園區在4200~4800年前就已有粳稻與小米,1700年前已有鐵器、大量稻穀及其它穀物,農耕已相當進步;台北芝山岩也發現3000~3400年前的碳化粳稻;台中大肚(1500~3500年前)與屏東墾丁(4000年前)也都發現陶片上的秈稻印痕。故台灣的稻作從未中斷,粳稻(米粒肥圓,例蓬萊米)、秈稻(細長,例在來米)及黏性變種的粳糯、秈糯都有,只是較少水耕(宜蘭是水耕),且可能採燒地、游耕法,收穫時用手拔,效率較低。其實菲律賓、印尼、馬達加斯加的南島民族也都種稻,印尼人甚至在西元590年之前就已把稻作帶到非洲的馬達加斯加島,台灣卻被說成是遊獵採集社會。閩粵人應只是引入水利設施、農具、高產早熟耐旱的越南占城稻(屬秈稻),所謂的〝拓墾〞其實只是建水圳,甚至只是直接把冒充漢民的原住民的田園報官納稅,速度才會那麼快。西班牙人還記載了北部原住民已有工人與商人:金包里社、大雞籠社原住民既不耕種,也不收割,靠著替人「蓋房子、鑄箭、縫衣服、製作大刀、轉販琉璃珠與瑪瑙的方式換取稻米」(蔡承豪引用《西班牙人在臺灣》P.158)。

【3】小琉球–1630年代無河流珊瑚礁島每平方公里有165人(以此估全台可有百萬人) –2013
へへ◎據荷蘭人的統計,6.8平方公里的島上有1119人
へへ以下有許多資料來自李宗信<小琉球的社會與經濟變遷>。據1649年1月巴達維亞(雅加達)總督的報告,自1636年的4月起,小琉球原住民被殺或自殺者504人,被俘虜送往他處者697人,1647年最後被捉獲者17人,共1119人(見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P.298),其中1045人是在1636年的4~7月間(《巴達維亞城日誌》的1636/11/26;《熱蘭遮城日誌》的6/2說滅掉約500俘虜483)。而珊瑚礁構成的小琉球島僅6.8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達165人/km2,這應是荷蘭人在台灣因進行剿滅(悲哀)而作過的最完整的人口統計了(1650年屏東8社中有4社人口在1599~2160間,密度可能更高)。以此密度推算,當時台灣西部平地至少有7000 km2,可有116萬人,還未計4000 km2以上的丘陵地人口(見表14)【筆者只能搜尋到二項訊息,一是1000年來台灣西南海岸向西推進了5~15公里,而筆者量得大安溪至高雄柴山海岸三段直線長約210公里;另一是1823年的曾文溪改道把三、四百平方公里的台南台江內海填為平地】。但小琉球165人/km2可能已達飽和,因當地有殺嬰習俗,村人會在夜晚潛入殺死新生兒,但若父母驚醒,就會立刻退出不殺。
へへ◎1893年254.6萬人, 1661年需有女祖先50萬,若「無唐山媽」,則平埔族男女至少有100萬 –2015
へへ1893年台灣人口(不含生番)254.6萬,以史料顯示的自然年增率0.4%倒推232年至鄭成功來台的1661年是101萬,即有女祖先約50萬。若「有唐山公無唐山媽」,則平埔族男女至少有100萬;若有3成(即15萬)是唐山媽,則平埔媽有35萬,平埔族男女至少有70萬,是歷次統計社番人口(都不到7萬)的10倍以上。
年增率 .1661年女祖.唐山媽佔.平埔媽.平埔男女..(唐山公.移民數.平埔公)
0.4% ...50萬.....無..50萬...100萬...(.X...X...50-X)
0.4% ...50萬....三成..35萬... 70萬...(15+X..30+X..35-X)
試 0.6%..32萬.....無..32萬... 64萬...(.X...X...32-X)
試 0.6%..32萬....三成..22萬... 44萬...(10+X..20+X..22-X)
1811年不含高山族的台灣實際人口最少160萬,若假設閩粵基因佔85%,以年增率0.4%倒推,則1661年有平埔族74.7萬(見表15)。
へへ◎原住民以農業維生且應會挖井
へへ又據《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荷蘭人在小琉球沒看到船隻,只有二條捕魚的竹筏(1630/5/13),故應是以農業為主;有美麗又整齊的農地與存糧食的農舍,種椰子、蕃薯、玉米(milie 栗米?)、香蕉、豆子、anjames、oubis(芋?)、milge(粳米?)及其它作物,還有養豬,開發得看不到一個地方沒有種植,甚至於在礁岩之間也都開發了(1633/11/18、1636/5/11、6/2)。由此可見台灣在荷蘭時代就已有滿滿的人,且農業相當進步。特別的是,小琉球沒有河流,二條地溝約以45度交叉於島中央而分成四塊台地(最高點分別為87、70多、70多、50多米),1900年前後1912年記載的泉水只有二處(共湧水每10天845立方米,約可填一個25m*21m*1.6m的泳池)。若當時有石灰岩洞底部可儲存大量雨水,這種岩洞須夠普遍才能支援全島農業。若是已會挖井(小琉球的井一般淺於10米,有只6米多的,但在台地較高處須穿透4~10米以上的珊瑚礁石灰岩),則當時台灣原住民已能離河而居了,成為面的分布。台灣掘井的歷史可溯至石器時代,2800~2000年前的大湖文化烏山頭時期就有水井。據1958年調查,由地面至靜止地下水位的深度(米):台北3~10、桃園5~13、新竹至高雄7~13(除濁水溪沖積扇2~4)、屏東5米。台南有一口烏鬼井,深3.48米,水位常在0.57米深處;另一口延平街古井,3.15米深、水位常在1.82米深處。
へへ◎1904年時能追溯祖先來自福建的只佔15.6%,1926年卻全是泉州人
へへ清代小琉球是化外的禁地,不准民人登島,直到1875年。1788年清國曾登島搜查林爽文餘黨,發現「祗有泉州民人三十八戶」(《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清代文獻似乎都照例不提散番);撫番4年後的1879年有340餘戶、2000餘口(夏獻綸《臺灣輿圖》);1894年有400餘戶、2~3千人(《鳳山縣采訪冊》);1926年有4400人,已全是泉州三邑人(鄉貫別調查)。1893 →1926台灣人口增為1.54倍,因此這些三邑人應是從1894年的人口繁衍而來。但據1904年的戶籍資料(存於琉球鄉戶政所,見李宗信),508戶中,能追溯祖先在清代以前來自福建的只有79戶,與1788年的38戶相當符合,佔15.6%。而依父系是15.6%,依全體基因應是少於8%。因小琉球曾被清空再吸引移民,故其閩人比例可能反應了高屏沿海的閩人比例。但也未必,因荷蘭人在清空原住民後把小琉球承包給閩人種植,閩人比例自然會較高。泉州三邑人在高屏各郡或沿海各庄除小港庄64%、彌陀庄62%外,其它都佔四成以下,但小琉球人卻全是三邑人。祖籍應都是編派的。

【4】高屏客家六堆–鄭成功帶2萬5千人來台60年後就有近5萬客家人,而期間中國嚴禁移民,且路途遠又險 –2014
へへ高屏的四縣客語人的來源是個謎。據1764年《重修鳳山縣志•藝文志》中閩浙總督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效疏>,1721年朱一貴事件時,高屏溪以東已有「十三大莊、六十四小莊,合鎮平、程鄉、平遠、永定、武平、大埔、上杭各縣之人,共一萬二千餘名」(疏文有詳述各要地的部署人數)在高屏溪東岸抵抗朱一貴的攻擊。假設壯年全部出動,以當時2代共存估計,應約有男女老少4萬8千人,距鄭成功來台只60年,而期間清國禁止或最多只有1683∼1717年的前幾年可移民台灣(禁攜眷令始於1683年,或不晚於1717之前幾年),甚至有施瑯禁粵民渡台的說法,加上單程須偷渡400公里、走路 1∼2百公里,回四縣招來鄉親是天方夜譚。而且據康熙《鳳山縣志•秩官志》,康熙23~46年1684~1707的9任「下淡水巡檢司巡檢」中有8任是卒於官,可見當時水土的惡劣。清國在1661∼1683年施行「禁海遷界令」,把浙閩粵沿海居民淨空內遷30∼50華里(約15~25公里),遷界令撤消後居民需重新學習航海,福建也突然多出約500*20=1萬(泉漳200*20=4千)平方公里的沿海地可使用(當時台灣西部沿海平地不超過8千平方公里),故不可能有很多人冒死來台。 へへ客家六堆中較早出現的屏東7鄉(長治、麟洛、內埔、竹田、萬巒、新埤、佳冬)的總面積是40 +16 +82 +29 +61 +59 +31 =318 平方公里,以每平方公里有150原住民估計(1630年代小琉球是165人),正好是47700原住民(見表16)。但據
柯志明的台灣番界圖,此7鄉大部分都在1721年立的界碑以東,即朱一貴事件平定後,現在所稱的六堆地區大部分被畫入番界。是清國認為這些客庄庄民都是番?還是這些客庄大多不在六堆地區(例萬丹的萬丹莊、濫濫莊)?筆者不能確定。在種稻的鳳山八社的背後會突然出現大批客家庄,應是來自一次性的大移民,或許是1683年以後的康熙年間或1629~1661的荷蘭時代有一批來台打工的四縣人脫隊逃逸到此地。但筆者認為最可能的是,來自南方各省的鄭成功2.5萬軍隊中有一批來自四縣的官兵,集體逃到遠方而未被遺返中國,也只有他們才有武力可在原住民間存活,並知道組織軍事團練「六堆」。另有一說法是一支清軍在1692年解隊後被安置到萬丹鄉的濫濫庄開墾,但這與清國對駐台軍隊施行的〝班兵制〞(三年輪一班)不符,除非是另有政策要在台灣培植客語人。但不管是哪種情形,1000人已是驚人的數目傳說中是100多人,歷史上的陳元光、王審知入閩也只帶了3600、5000人),而能抵抗水土病,並能搶得番女的更少,可能不到一半。經過30或60或90年後,這群四縣人的混血家族應不到4000人,佔不到1721年人口的1/10。今日的高屏六堆客語人口應就是在這5萬人的基礎上發展來的,後來的四縣新移民已不可能佔高比例。但鍾瑾霖<林邊溪中游的拓墾…>的田野調查顯示,六堆人的祖先大多開基於乾隆年間,與其它地方台灣人相似。這顯示剛開始時大家只是通行客家話,並不強調祖籍,祖籍是乾隆後才被編派的。
傳說的六堆開庄簡史
へへ客家移民的第一個據點據說是屏東縣萬丹鄉四維村的濫濫庄,說有一支清軍(100多人)在1692年解隊後被安置到此地開墾。但簡炯仁則較支持客家人先在台南城東門外墾闢菜園(伊能嘉矩說法),再坐船到東港溪,溯溪而上到崁頂。康熙40年1701前後,先民開始從第一據點分成三路進發:北路是麟洛、長治,中路是竹田、內埔與萬巒,南路是新埤與靠海的佳冬。至於高樹與美濃,則在乾隆初年完成開墾。
長治:廣東鎮平(蕉嶺)人邱永鎬,1686年來台,先在台南當夥計,1699年回原鄉帶來妻子、二子、族人及鄉親數百人(有邱古廖羅謝張黃等姓,長治已成為全台邱姓大本營)至高屏溪以東開墾,首先建工寮於「香櫞樹下」(香楊村),後因遇大風雨倒塌,乃遷至火燒庄(長興村)。他建了屏東第一條水圳,灌溉長治600多甲的土地。
麟洛:1706年鎮平人徐俊良與柯、翁二姓人合資向阿猴社番購買土地,再回原鄉募邱、黃、林、劉、李、郭、徐、張、彭等姓人氏墾成麟洛庄。
萬巒:1698年秋,居住濫濫庄的溫、張、林、鍾等數姓青年,沿河來到萬巒二溝水,發現了可開拓之地,乃遷居屋場,為萬巒開庄之始。後又發現萬和村的「仙人井」,於是以此為中心,建設了萬巒庄。既認定前途有望,乃即派人回去濫濫庄,甚至派人遠回原鄉,邀集大批農民到此墾荒。以後逐漸開拓頭、二、三、四、五溝水及其它地方,一共13庄
內埔:1698年前後,林姓祖先由萬巒二溝水移來,為開庄之始。賴、李、馮、鍾、利、黃、曾各姓由濫濫庄沿河而上至此開庄。
美濃:1698年前後,嘉應州客家人沿麟洛河、隘寮溪至里港鄉武洛村開庄。乾隆元年1736林氏兄弟率武洛庄民共十六姓開墾瀰濃庄;次年,鎮平縣涂百清率同鄉20多人拓殖龍肚庄(但其實1784年以前龍肚屬番界);再次年劉玉衡引150多人墾居九芎林竹頭角(廣興);1748年,李九豐拓墾中壇,美濃全區已然成形。
其它:都很類似,竹田、佳冬、新埤先民都由濫濫庄出發,1700年前後開庄;高樹先民也在乾隆年間由武洛前往開庄。
藍鼎元的數字不能當真
許多人用藍鼎元的話証明客家人也有很多來台,他1732年在廣州(聽說有台灣北路土番不軌而南路客子響應)時寫的<粵中風聞台灣事論>說:「廣東潮惠人民,在臺種地傭工,謂之客子,所居莊曰客莊,人眾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往年渡禁稍寬,皆于歲終賣榖還粵,置產贍家,春初又復之臺,歲以為常。」1756年全台非徵稅用的人口統計才得66萬,怎可能1720年以前渡禁〝稍寬〞就有客家傭工數十萬?鄭成功大軍也才2.5萬人。當時的船一般只能載幾十人(最大的可載300多人包含幾十個船工)、單程要3天(廈門–澎湖–鹿耳門航行時間4+7更 =22小時),如何在春或冬的1~2個月內運送數十萬人?黑水溝十分凶險,傭工一年的收入就值得二次渡海的冒險且付可觀的船費嗎?藍鼎元一直認為,聚居千人或數百人的客莊居民皆無妻孥,成為亂源,他可能是接受了助平朱一貴事件有功的客家人的說法,這些人因怕被遣返而說〝皆無妻孥且春來冬回〞,符合滿清〝可打工不可攜眷〞的規定。藍鼎元的數字多半誇張,他1728年<經理臺灣疏>中奏請開放接眷時說:「今民人已數百萬……。統計臺灣一府,惟中路臺邑所屬,有夫妻子女之人民。自北路諸羅、彰化以上,淡水、雞籠山後千有餘里,通共婦女不及數百人;南路鳳山、新園、琅王喬以下四五百里,婦女亦不及數百人。合各府各縣之傾側無賴,群聚至數百萬人,無父母妻子宗族之繫累,似不可不為籌畫者也。」1811年台灣人口也才179萬。藍鼎元的數字都只是憑感覺臆測,只能聽聽,不能當真。當時台灣實際人口超過100萬,傭工應都是本地募集,春來冬回。

【5】宜蘭的啟示–墾戶編派姓氏、名字與籍貫給散居的原住民,散番是社番的10倍以上 –2013
へへ◎大甲溪以北漳人不到 5或 8.5萬,宜蘭番界卻14年出現4.2萬漳人,開禁後又增2.4萬
へへ宜蘭在荷、鄭、清初並無閩粵人,1773年才有林元旻4兄弟開墾礁溪,1796年才又有吳沙在官方允許下率約1300人前往武力開墾【《東槎紀略》卷三:「沙所召多漳籍,約千餘」、「泉籍初不及二百人」、「粵人則不過數十為鄉勇而已」】,1804年台中巴宰族人潘賢文聞風跟進,也帶約1000熟番前往,1810年併入清版圖。但1810年閩浙總督方維甸在<奏請噶瑪蘭收入版圖狀>中奏報,噶瑪蘭已有漳42500泉250粵140熟番990歸化生番4550共48430人,14年間竟已有42500漳州人,平均每年增加約3000人。而據《淡水廳志》卷4,1811年大甲溪至台北的淡水廳有人口21.5萬,若以1841年的各堡人口比例扣除客家地區的至少4萬後,漳籍不到8.5萬;而若以1926年漳人只佔22.5%算(見表17),則不到5萬【暫不管真假,桃園東部的桃澗堡2萬,多漳籍;大台北12.4萬,漳籍(1926年只佔26%)不到6萬(或3.5萬),其中東北海岸帶的金(包里)雞(籠、三)貂堡,1841年總人口11359佔淡水廳的4.0%,1811年可能只有0.9萬】。而且當時宜蘭尚屬未入版圖的番界,民人是不准越界的(設有隘寮派兵看守),而吳沙家族竟能每年招佃3000人,吸走北台灣漳州人的1/3(或1/2),卻幾無泉州人(只有漳州人的0.6%),這顯然不合理【大甲溪以北的漳人優勢區只有:台北的雙溪貢寮到石門的東北海岸帶(即清代的金雞貂堡)、士林、內湖、板橋、中和、土城,與桃園的東部,見表26】。又漳、泉人數差那麼多,如何鬥?又據《噶瑪蘭志略》卷5, 1810 →1814 →1830年噶瑪蘭人口48430 →62243 →78871(見表18),平均年增率6.47%與1.49%,此時統計不分族群,移民也合法,我們無法分辨其中有多少是移民,但由〝前4年仍是年增約3300人且到1926年時漳州人佔9成(泉4700、漳133100,漳州人增加90600而泉州人只增加4500人)〞來看,應仍是以漳州籍為主,但實為噶瑪蘭人,不然淡水廳4年又被吸走1.2萬的漳人(以每年3千估計)。1810→1830年噶瑪蘭人口48430→78871,1811→1841年淡水廳人口214833→421360(表25),分別增為1.32倍、1.63倍,增加30441、68230人,淡水廳人口增加更快,噶瑪蘭增加的人口應不是來自淡水廳。
へへ◎吳沙把散番虛報為漳州人,散番是社番的10倍以上
へへ1800年以後,閩南人主要是下南洋,來台灣的已很少。事實上,據浙閩總督奏摺,1761年時已有很多在台立業的人請照回籍,在台貿易的人也多不願攜眷過台,因台灣西部除了桃竹苗客語區外已全部被納入國土,「拓墾」完成。筆者認為,42500或4年後的5萬多漳人中除了吳沙帶去的1~2千漳人外都是原來散居而未集居於大社的噶瑪蘭人,是原住集居社番4550人的10倍以上,散居是種地人的居住型態(住田園旁)。吳沙家族只是對這些散番抽取〝鄉勇費〞,實即現在常聽聞的〝保護費〞,而大社則抗拒。而在1810年宜蘭各界呈上戶口清冊請求併入版圖時,如果都據實呈報為原住民,將來這些番地不能賣給漢民,而已賣地的原住民將來也可能反悔而告官(依法「田仍歸番」),故把繳〝鄉勇費〞的散番全部報為漳人。而且如此一來還可製造「生米已成熟飯」的假象,即既已有如此多漳人違法越番界,且違法墾番地,就無法懲罰而直接設廳了。就在宜蘭突然出現4萬多漳人的同時,1781 →1811年台灣統計人口90 →179萬,暴增89萬(但筆者修正後是126萬,增36萬)。清國自1741年開始作非徵稅用的人口普查,1756年台灣有66萬。
へへ◎噶瑪蘭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78~216人
へへ把1810年的48430扣掉吳沙的泉250粵140真正漳人估2000與潘賢文的990熟番後,剩下的4.5萬人都是噶瑪蘭族,1814年再增為5.7萬人,故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5.7萬/320=178人,而若再加上1814 →1830非自然增加的1.2萬,則可達(5.7+1.2)萬/320 =216人(而貧瘠又無河流的珊瑚礁島屏東小琉球島在1630年代的人口密度就已達165人/km2)。以每平方公里178~216人估計,超過7000 km^2的西部平地加上320 km^2的宜蘭後,全台平埔人可有130.3~158.1萬,是179萬的73~88%,還未計丘陵地的。

【6】枋山、車城、恆春–官員推行「改社為莊」,開山4年後平原村落全稱莊,官員卻宣稱莊民都是閩粵人 –2013、2015
へへ◎地屬番界卻漢化甚深 –2015
へへ枋山、車城、恆春地區在鄭氏時期據說是流放罪犯的天然監獄,清康熙61年1722後則是禁止民人踰越的番界,直到1875年開山撫番才設恆春縣(含滿州、牡丹、獅子)。但1722年以後仍有零星的民人越界到此地,福康安征討林爽文時上奏說「集集埔、虎仔坑、三貂、琅嶠等處,接壤生番,私墾田畝甚多」、「查琅嶠地方,山內十八社皆係生番,…其山外之柴城(車城)、隴巒等處,逼近海岸,亦有閩、粵民人居住」。車城土地公廟有一塊1855年廣東船戶送的匾「福錫羊城」,顯示車城港與廣東間可能已有貿易往來。據許世融<…恆春地方的族群分布(1870-1900)>,1874年有生番21社2815人(全在山區)、熟番35村落(4個被稱社,29村落在平原6在山區)7240人向日本表達歸順,而熟番頭人全都有漢姓名,與全台各地熟番一樣,已漢化甚深,其中有多少是移民則不得而知。而移民也都來自島內,有多少是真正閩粵籍?台灣人的學習能力很強,像高屏客家六堆,60年內靠幾十或幾百移民就可漢化出近5萬客家人,恆春地區漢化這麼深一點也不意外。
へへ◎幾無外來移民,但14年內平原已全是閩粵人
へへ據《恆春縣志》卷7,1889年全縣有13里、22社共20055人,但筆者加總後是19289人(
見表20、21),其中有64莊12122是閩粵人,社番似有23 +22 =45社7167人,全都在山區,而枋山車城恆春平原100%是閩粵人(48莊10065人)。但在之後的3年全縣僅增加492人(至20547),年增率0.82%,略高於全台的0.50%,並無大量移民。不要以為閩粵人對後山地區早已垂涎欲滴,一撲而上,1875~79年清國還需在廈門、汕頭、香港以獎勵招募農民,結果因成效不彰而廢止。據《台灣通史》,恆春知縣稟言:「臺灣開拓後山,於茲三年,生番漸次受撫,而招墾尚無成效。」畢竟番域凶險,拓墾一切從頭,台灣西部人口又非達到飽和。1888年,另一恆春知縣說:「招墾應募者多係衙外胥吏及其親友,與衙役勾結,稔悉地理。於獲准開墾之後,轉賣他人。」可見13年裡來拓墾者很少。撫番統領吳光亮1879年<化番俚言>32條中有一條是「改社為庄,以示區別」;1881年福建巡撫岑毓英通令全台劃熟番入漢籍。開山撫番後有很多村落改稱莊,而縣志卻案說「莊民均係閩之漳泉、粵之潮嘉等處渡海而來;最久者,亦不過三、四世」,又矛盾地說「開治以後,來者較多,土著則皆番民也」,恆春官方的操作應可確定。 –2013
へへ◎開山 4年內平原48村落全稱莊,1889年以前又至少有6個曾稱社的改稱莊 –2015
へへ據《恆春縣志》卷5,1886年11月,山區平埔9社與高山34社男丁全部薙髮歸化,但縣志並無記載1889年的64莊莊民是何時薙髮的。1879年夏獻綸《臺灣輿圖》說恆春縣有58番社,「粵莊、閩莊之雜處於番社者,又不啻四、五十」,也就是在1879年以前枋山車城恆春平原的48村落已全被視為莊(但日本人視他們為熟番)。前述1874年向日本歸順的35生番村落都稱社,熟番21村落中只滿州山區的4個稱社,其他沒稱莊或社(筆者推測可能是因農民散居而未稱社)。1889年至少已有山區的2熟番社(向林、蚊蟀埔)、1生番社(四重溪)改稱莊。1886年平埔薙髮的八姑角阿眉(阿美)社改稱莊;高山薙髮的麻仔社184人也分成1莊125人與1社48人,高士佛社285人分成1莊184人與1社176人。有些莊名則明顯來自原住民語,如大乳乳、大魯公。
へへ◎1889年以後應有8個社也改稱莊 –2015
へへ1926年恆春郡(恆春、車城、滿州)果然有泉9500、漳4500、永春800、廣東4400、其他200共19400〝漢人〞,以全台平均的255/392=0.651倍回推1889年是12620,比1889年的莊民12122 -1315 =10807(扣除枋山、楓港)多1813,後來應該又有更多的社番變成閩粵人。縣誌提到的客番混居的12村落中在1889年已有8個稱莊(文率、響林、太古公、八姑角、牡丹灣、羅佛山、潭仔、墾丁),另4社(射麻里、八瑤、萬里得、大板埒)應也會很快就改稱莊。這4社787人與八姑角莊都列在1886年平埔薙髮的9社中,剩下的4社893人(阿眉大社、四林格、龍巒、龜仔角),應該大部分也會變成閩粵人。此8社共1680人,正好與1813人接近
へへ結論:不僅平原的48村落在開山撫番4年內(1879年以前)就全稱莊,山區的生番四重溪社、平埔薙髮9社、被明確指出是客番混居的12村落,最後也全都改稱莊。而高山薙髮34社則只知有2社各分成1莊1社,未改稱莊的就是現在的排灣族。
へへ◎向世界宣示台灣已是清國人的天下
へへ但1875年以後禁買禁墾番地、禁娶番婦令已廢止,為何官員還要編派祖籍給原住民?這是為了向世界,尤其是日本,宣示台灣已是清國人的天下,不要再妄想。1874年,日本以1871年56琉球漁民在高士佛社被殺為藉口登陸屏東車城,攻打牡丹等社(日兵5990人戰死12人死於瘧疾561人),主張番界不屬清國,是無主地。因而事後清國開山撫番,並在只有2萬人口的枋山、牡丹、恆春地區設縣,而不只是設廳,其宣示意味濃厚。1875~1895年間清國用來欺騙世界而全面編派給台灣人的祖籍(1881年福建巡撫岑毓英通令全台劃熟番入漢籍),現在也被中國拿來要求台灣回歸〝祖國〞。 –2013

【7】埔里、魚池–在40年內由番界盆地至少可增為{8500、3000}原住民變成只剩{4200、35}人,而閩粵人由{0、少量}增為{8700、3200}人 –2013、2015
へへ宜蘭、恆春都在開始有閩粵人進入到第一次有統計記錄的14年內,族群結構完全逆轉,若不計外來的熟番,平原區閩粵人各佔90%、95%。全台其它地區應也都差不多,都在大墾戶進入後,或開山撫番後的幾年內散番全部漢化,〝拓墾完成〞,只是很難找到資料查証而已。像埔里、魚池應該也是,但因只有開山2年與40年後的族群統計而難以確証。
へへ◎埔里、魚池的移墾史–1875年以前埔里似無漢墾的記錄,且建了至少8條水圳 –2015
へへ1815年郭百年獲准率一千多人進入番界,先開墾水里的社仔社300甲、魚池日月潭邊的水堛400甲、魚池盆地的審鹿社500餘甲(約盆地的1/4),想再墾埔里時與埔里番對峙,最後騙燒殺搶。1816年底至次年6月官府驅逐所有漢民,並在集集洞角(風谾口,另陳哲三說在天后宮)立禁碑「嚴禁不容奸入 再入者斬」,在國姓福龜(陳哲三說在草屯土城屯園烏溪岸)立「原作生番厲 不造漢民巢」(此碑現存於國姓的文物館)。1836~38年有閩人侵墾至銃櫃、頭社與日月潭邊的水社。1847年,埔里鎮、魚池鄉的「水沙連六社」請求設官治理,熱情歡迎奉命親來查勘(朝廷已對此爭論多次)的閩浙總督劉韻珂(集集入草屯出共7天)。但因地處深山,易生事端,處理不易,易窩藏匪徒,朝廷終未批准納入。但因總督來到,侵墾漢民跑光光。1849年有王增榮受番招入墾魚池盆地。1857年,泉州人鄭勒先 進入埔里,他取番名、從番俗而被番人接受而與他交易,據說「獲利多從者眾」(連橫)。1856、1860年分別有漢人6戶30人、20戶110人入住日月潭邊的卜吉(德化社)、水社。以上熟番與鄭勒先(經商)在埔里,其他都在魚池。熟番是郭百年事件後被生番邀來共同抵禦漢民侵墾的,而且也不負所託,1875年以前埔里查無漢墾的記錄,且建了至少8條水圳(陳哲三<…烏溪流域的移墾與水圳修築>)。而魚池盆地則只在1815(但被驅逐)、1849年有閩人入墾
へへ◎1847年頭社盆地的密度是169人/km2,而21 km2的魚池盆地卻全境只有52人,顯然許多散番未被計入
へへ據劉韻珂<奏勘番地疏>,1847年出來迎接他的社番共有埔里鎮2151+魚池鄉869 =3020人
見表22),其中熟番2000全來自埔里社【註:據埔堛懇f自述而官員記下,1823~4年間有中部熟番受邀入墾該社。但24年後該社竟逆轉成熟番2000生番27,筆者認為應是生番熟番化,頂多只有幾百人是真正外來者】。田頭社有288人,頭社盆地的社番密度是288/1.7 =169人/km2;日月潭邊「不甚寬」的水裡社也有434人;而21 km2的魚池盆地卻只有審鹿社52人,42 km2的埔里盆地的眉溪以北(目測應佔1/5以上)只有眉裡社124人,顯然還有許許多多散番未被計入。
へへ◎開山40年後的1915年,埔里鎮、魚池鄉有閩粵13000、7192人,番只有4815、382人 –2013
へへ開山2年後的1877年,據夏獻綸查勘中路埔堛熙孎i,此六社有漢民2600多、屯番6000多、化番600多(屯番指外來熟番,都在埔里盆地,30年間由2000增為6000;生番由1020減為600多,多在魚池鄉)。再38年後的1915年,據日治《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概覽表》 (見邱正略<水沙連地域客家的開發與聚落分布>),閩粵人已佔埔里社堡(閩7899粵5101熟4777生番38)本島人17815的73.0%五城堡(魚池,閩6590粵602熟358生24)本島人7574的95.0%二堡共有閩粵人20192、熟番5197、生番62,即閩粵人增為7.8倍而番口減為0.8倍。以全台灣1875 →1893 →1896 →1912年的年增率0.40%、0.50%、1.4%推算,1875 →1915可增長為 (1.004^18) *(1.0050^3) *(1.014^19) =1.42倍。把閩粵人20192回推到1875年是14220(到1893年是15242),若以開山後前2年就有2600閩粵人的速度,11年內就可達成。但前述二位恆春知縣的說法顯示,招墾並不容易,1.5萬是大移民,1893年中彰投雲人口才約60萬。
へへ◎開山後18年並無大量移民,1905~1915年間埔里(鎮)非自然增加4600~5400人,應是原住民而非移民 –2015
へへ1877年埔里盆地就已知有熟番6000多(夏獻綸),加上號稱的閩粵人與盆地外人口(1915年是盆地內人口的38%)後埔里少說也有8000易被統計的人口。1893年,加上國姓、集集後的埔里社廳有15614人。1905年埔里社堡有11584人,集集堡有3500以上,若北港溪堡以埔里社堡的12%(1915年的人口比例)算,則舊埔里社廳域內約有16474人,而埔里社堡約佔70%。以此佔比推算,1893年埔里社堡約有統計人口15614 *0.7 =10930,16年內(1877~1893)增加不多,扣除新被納入的原住民後,應無大移民。據邱正略資料,1905 →1915年埔里社堡人口11584 →18727(含閩粵熟生之外的日本人、支那人),10年增為1.62倍,年增率是1.62^(1/10) -1 =4.92%,1905~1909年間更達6.6~9.7%,而同時期全台灣只有約1.4%。又1932 →41年埔里街人口29207 →33869、能高郡(集集、魚池、蕃地)人口29207 →33869,年增率是1.66%、1.92%,都不超過2%。因1895年以後台灣人口年增率是上升的(嬰死率降低、壽命延長),故在1905~1915年間埔里社堡至少有18727 -11584 *(1.02)^10) =4600人(以1.4%算則是5400人),是非自然增加的。若有大移民應是發生在剛開禁的頭幾年,日本開始作統計時卻剛好10年突增6成人口,應是來自剛被政府掌握的人,應是原住民(1915年的17街庄名與1905年台灣堡圖中的完全相同,故轄域若有變應是東邊與北邊的「生蕃地」有部分被納入鄰接的庄)。據邱正略的分析,全日據時期埔里、魚池各有外來樟腦工人902、163人(客家人約佔7成、8成),其中666、124人後來又遷移他地(停留未超過2年者315、62人),只有236、39人留下定居,可見西部人並未搶進水沙連。樟腦業是此地區吸引外來移民的最主要產業。
へへ◎1915年埔里、魚池盆地內有閩粵8688、3200人,番4176、35人 –2015
へへ筆者參照《台灣堡圖》,統計1915年在盆地內的各庄人口(見表23,據邱正略資料),得出埔里社堡主要在埔里盆地內的9街庄有閩粵8688、番4176人,佔72%,密度是12864/42 =306人/km2;而五城堡主要在魚池盆地內的6庄有閩粵3200、番35人,佔42%,密度是3235/21 =154人/km2,低得讓人意外(1630年代小琉球就有165人/km2)。若以上述的1.42倍倒推回1875年,則埔里盆地9059人,215人/km2;魚池盆地2278人,108人/km2。水源豐富、1875年以前就已建了至少8條水圳的埔里盆地的密度與1811年噶瑪蘭人的密度178~216人/km2相近(埔里社自稱蛤美蘭社,音相近,不知是否有關),但魚池盆地則少很多,似相當貧瘠,還不如頭社盆地,1915年頭社庄(盆地1.7km2加山地)有閩粵1253、番120人,是五城堡人口最多的庄。在2大盆地外,埔里社堡、五城堡各有閩粵4312、3992,番639、347人。
へへ◎但若非閩粵化,1915年埔里、魚池盆地應至少可有番8460、2982人
へへ由宜蘭的例子可知,盆地內散居的散番會是官方統計的社番3020或6600的好幾倍,也就是上萬,而面積是盆地3.5倍的丘陵區應也有不少人口。埔里盆地很可能早就是平埔番的天下, 1823年才會邀中部平埔番來共禦漢民,而邵族可能也是平埔族。1877年埔里盆地有6000外來熟番,原住民密度至少是6000/42 =143人/km2,而這只是有被統計到的社番,且不含號稱閩粵籍的2600/63 =41人/km2。若以超低的100人/km2估計,1877年魚池盆地至少也有2100人是什麼樣的嚴苛淘汰能在1875~1915的40年內(實際或許在11年內)讓埔里、魚池盆地的原住民(40年可增為1.42倍即8520、2982人)只剩4176、35人?而且若不是因埔里社大到難以撼動,且堅持作自己,熟番應也會所剩無幾。原住的生番不是熟番化(取漢名、講漢語)就是閩粵化(接受閩粵籍貫),而閩粵化的吸引力顯然大過熟番化,而且1875年以後官員編派的當然是閩粵籍。
へへ◎國姓 –2013
へへ國姓也與魚池類似,1875年以前是番界,1915年已有人口3208;1926年時有閩1100粵4400人,閩粵共佔人口的約95%(據邱正略,粵籍佔1915年的69.6%、1920的74.8%、1935的78.7%,筆者推估1926年約佔76.4%,即總人口約5760,1915~26的年增率是5.5%)。但筆者找不到資料(社番人數、平地面積)評估1875年的人數。而照理說,粵籍應多來自東勢郡(東勢、石岡、新社),但祖籍潮州、嘉應、惠州的佔比卻與東勢郡的大不同(國姓23%、64%、14%,東勢郡65%、28%、8%,見表24),國姓的粵籍來自何處?應是隨著少數閩粵人(瓶頸效應)的足跡編派而來。

【8】桃竹苗57%以上(粵籍區62%)、台北41%人口在1841年以後才加入戶口 –2013
へへ◎苑裡通霄45%、苗栗堡(客)69%、北苗55%、竹市45%、南中竹縣(客)51%、北竹西桃(客)67%、東桃47%
へへ基隆至苗栗的丘陵區(1784年以前全部是番界),更難有資料,又未與外界清楚隔絕。但還是可作一些事。據《淡水廳志》,1841年淡水廳城南二堡(後來的苗栗一堡,含後龍、造橋、獅潭、三義之間的大片地區,苑裡、通霄則組成城南三堡)有人口14158。1841 →1926年全台灣人口增為不到392.4 /[160* (1.004^30)] =2.18倍1811年台灣實際人口取為最低值的160萬以免高估計算結果,因筆者認為福建通志的195萬太高),城南二堡人口自然增長應不到14158*2.18=3.09萬。但1926年時這地區有閩粵人10.04萬,故約有(10.04-3.09)/10.04 =69%是非自然增加的,若1841~1926年並沒有大量閩粵人移入苗栗一堡各鄉鎮的事實,則這地區約69%的人口應是1841(道光21)年以後加入的,應是番口漢化,閩粵人不可能躲那麼久。傳說中的移民潮是在乾隆時期1736~1795,祖譜大多稱祖先在此時來台,1800年以後閩粵人是下南洋。醫界已發現,苗栗客家人與賽夏族人常見蠶豆症,但其它地區的客家人少有此症。同法算得的其它各堡的比例是(
見表27):城南三堡(苑裡通霄)45%、城南一堡(竹南堡,北苗+香山)55%、廳治城廂(竹市不含香山)45%、城北一堡(竹塹堡,頭前溪南的竹縣客家區)51%、城北二堡(竹北堡,北竹西桃客家區)67%、桃澗堡(東桃)47%,桃竹苗各堡總平均是57%,約105911*0.57/0.43 =14.0萬的閩粵籍人口是1841年以後加入的。而1841年以前的人口中也可含大量番口,1784年以前丘陵區全部是番界(見柯志明的台灣番界圖含苗栗市以南約50 km^2的河谷平原的東岸、桃園台地群的湖口楊梅平鎮大溪,可見當時已住有大量平埔人)。若排除閩籍人很多的南二、廳治、桃澗等堡,則粵籍區是62%約10.3萬,相當於1926年的10.3*2.18 =22.5萬,但不可能有這麼多客家人移入桃竹苗,因1926年桃竹苗有粵籍353300(四縣168300海陸133200),其它地區共只有23.3萬 (四縣128600海陸21400),含大台北2800、中彰投107700、高屏92000,且23.3萬中應有很大部分也是1841年以後加入戶口的。
へへ台北各堡的總平均則是41%約11.3萬(都換算回1841年的人數),也含不少番口。但台北已成政治與經濟的中心,也會有很多移民,尤其在1908年縱貫鐵路全線通車後;又首善之區台北的年增率也可能領先全台飆高,不只增為2.18倍,故實際比率也可能低一些。當然也可懷疑是1841年的統計效率太低,但清國自1757年起就有一套〝每戶發給門牌,名字填在門牌內,十戶立牌長,十牌立甲長,十甲立保長〞的保甲戶口清查法,已用了84年,民戶很難逃掉。筆者估計1731年淡水廳設立時台北盆地有原住民約5萬人(見表28)。
へへ◎台北至苗栗的人是在何時成為「民」的? 44% -1811- 8% -1841- 16% -1871- 32% -1926
へへ台北至苗栗的廣大地區遲至1875年才廢淡水廳而設二縣一廳,算是相對落後,全淡水廳(扣除大安溪以南)的總平均是48%約25.3萬。又1841 →1871的30年間,淡水廳依比例扣掉城南四堡後的人口269933 →約401815,自然增長應不到269933 *(1.004^30) =304276,故有24.3%約9.8萬,相當於1841年的8.7萬是非自然增加的。再仔細算後,1926年的台北至苗栗閩粵人口中,44%是在1811年以前就有,8%在1811~1841、16%在1841~1871、32%在1871~1926年間加入(見表27)。鐵路通車後,確實可能有大量人口移入北台灣,但如前述不可能有大量客家人移入。

【9】新社–1833年始有50壯男進入,在無明顯移民來源下,1926年有閩300粵6400原住民0人 –2013
へへ台中的新社原名「新番社」,是噶哈巫平埔族的居地。1816年有粵人劉中立向屯番承墾大甲溪兩岸的東勢大茅埔與新社下水底寮(施添福<清代臺灣岸裡地域的族群轉換>),這是閩粵人入墾新社的最早記錄,但僅在大甲溪畔的一小塊地方。1833年粵人杜行修率「五十壯男」由台中大坑(而非東勢)進入台地。據說在1862~65年的戴潮春(萬生)反清事件中,沿海居民紛紛遷入新社避難,新社因而逐漸發展,1926年時有閩人300粵人6400,已無噶哈巫人(1905年台中廳熟番只有282人),據說都搬去埔里了。但戴潮春事件並未波及東勢、石岡等客家區,沿海居民則都是閩人,何來沿海粵人避難?五十壯男能繁衍多少人?噶哈巫人能舉族翻山越嶺逃避而不遇阻力嗎?有大屠殺嗎?其實清國相當保謢原住民,漢人會被驅逐(像埔里郭百年事件)而不是原住民舉族逃離。中部平埔族向宜蘭、埔里移民的應只是一小部分勇壯者向外尋找更好機會,就像閩粵人一樣,而不是像許多學者所說的在逃避外來入侵者。故筆者認為6700閩粵人大多是噶哈巫人漢化,只要照撫番統領吳光亮的<化番俚言>作就可以了,根本不必逃。新社面積69 km2,平地至少20 km2,若以每km2有150人估計,1811年平地可有原住民3000人,1926年至少可增為2倍(=392萬/200萬),即 6000人。

【10】曾被劃入番界的西部平地–應是當時已有大量原住民居住,但開禁後在政策保護下竟都很快就換成每庄數百、數千且常是同姓、都有老婆的漢民 –2015
へへ◎曾被劃入番界的西部平地
へへ前述的是查得到開禁後不久的人口、且能確定之前無大量移民的鄉鎮,但更多是查不到的。清國在康熙61年1722以立石碑劃定台灣番界,乾隆15年1750在地圖上從屏東枋寮到台中大里畫紅線為界,1760年再從濁水溪到基隆畫藍線(參考柯志明<…清代臺灣的熟番地權…>p.176的
台灣番界圖),大部分沿著溪流或山根,無自然屏障的地方就挖土牛溝(溝邊土堆狀似臥牛)為界。1784、1790年又兩度以紫線、綠線重畫(林玉茹<林爽文事件前的臺灣邊區圖像…>),然後直到1785年才全面「開山撫番」。有很多塊西部平地在1760年仍被劃入番界,直到1784年以後才被納入版圖:台北盆地南端的三峽;桃園台地群的湖口、楊梅南半、平鎮南半、大溪、龍潭;鳳山溪、頭前溪谷的新埔、關西、芎林、竹東;中港溪南岸的造橋、頭份南半(+北岸斗煥坪);後龍溪谷的頭屋(西北角除外)、公館、銅鑼;大安溪、大甲溪谷的卓蘭、東勢新社台地;台中旱溪以東、草湖溪以北的潭子東半、北屯東半、太平、大里東半;另還有很多山邊的小平地,像苑裡的苑裡坑、通霄的內湖、西湖溪谷的三湖到九湖各村、…。1722年,大里、霧峰、草屯、南投、名間、集集都被劃入番界,大里集集的全部、其它的東半部在1760年以前都仍屬番界。1722年屏東平原約1/3被畫入番界;1750年,山腳平地從南到北仍有約一個村的寬度(今有沿山公路貫穿)被畫入番界,美濃的「龍肚埔」也是;到1784年才又重畫。
へへ◎為何這麼多的庄能同時找到這麼多的同姓人來開墾?
へへ這些緊鄰清國領土的平地會被劃為番界,不管是哪時期,應是因已有大量原住民居住(另還有枋山車城恆春、埔里魚池國姓,但這些平地也可歸因於有山與西部平原阻隔)。而這些番地開禁後,竟都很快就變成散居漢民的天下,每庄有數百、數千人,且常是同姓、都有老婆。像阿罩霧在1750年以前屬番界,到1786年已是烏日到霧峰10公里內3個林姓庄之一;大里杙在1721~50年間開庄,到1786年據說已有平和縣籍林姓「三千餘丁」(而1829年平和縣只有林姓男丁1萬);大湖口在1798年開庄,很快就有陳四源、張六和、范八茂、戴拾和、…等家族,其中陳四源到1894年已有500餘丁(開庄時據說只有 4兄弟)。為何這麼多的庄能同時找到這麼多同姓的人來一起開墾?清國禁止移民,台灣海峽並未出現偷渡狂潮(即使每庄都有墾戶冒死歷盡千辛萬苦回鄉合法招來數十男人,也要有相同數量的女人偷渡),而台灣其它地區的人口也未見減少,為什麼?原住民據說都識相地遷走了,桃竹苗許多地區就傳說原住民被丟在田裡的死雞鴨、或以竹管擠出的超大坨糞便嚇得跑光光(以為來者是巨人)。或許有人會說這些平地是保留給平埔番的避難所,但平埔番怎知道要往這些地方集中?而且境內熟番也不能跑到界外。既集中後又有清國禁入禁墾禁買禁娶等政策保護,為何又凋零?平埔族真的是笨得該死、因笨而死嗎?或又說他們只會打獵,面積太小無法生活,但台灣農業6300年前就開始了。除非有證據,這些猜測都難令人信服。

【11】台灣數千人的大家族到處都是–閩粵一個村來了1人或數人,就能在台灣幾個村傳下數千人甚至數萬人;不到1/20甚至1/40渡台,台灣後裔卻是原鄉的好幾倍
約同時來台,雲林開基祖的後代是西屯開基祖的的 4.6倍 –2013
へへ據一張廖網站的開基祖列表,全台10~18世的開基祖有95位(雲林的有44位),其中不能歸入〝某某公派〞的有16位(雲林有8位),可能是官陂祖譜中找不到。又據1956年的人口普查,雲林西螺、二崙、台中西屯各有台澎廖姓12.93萬的8.5%、9.0%、3.4%(潘英《台灣人的祖籍與姓氏分布》)。西螺+二崙開基祖共有38位(來台祖+漢化祖),西屯34位,西螺二崙每位開基祖的後代2000年時平均有1350人,西屯294人。來台時間差不多,但雲林開基祖的後代人數是西屯的的 [(8.5+9)/38] /[3.4/34] =4.6倍,為什麼?是否意味雲林張廖氏至少有3.6/4.6 =78%來自平埔人的〝認祖歸宗〞?
1750 →2000年,平均每一壯男只傳下男女52~72人,家族超過1000人的大都有問題 –2013~2015
へへ1956年時西螺+二崙開基祖每位平均有後代22628/38=595人,相當於1990年的595* (1752/850) =1226人,2000年時的1350人。把1893年人口254.6萬(不含生番)以年增率0.4~0.6%倒推143年,1750年台灣人口應是144~108萬。官方統計1756年是66萬,1811年是179萬(但筆者修正後認為應是126萬,因嘉義、台灣二縣人口被高報)。1990年時本土台灣人約佔86.37%(據王甫昌1993年),約1752萬,2000年時估約1752*1.10=1927萬,故1750 →2000年增為13~18倍,但考慮古時人口含二代(均壽不到50歲),每一壯男平均衍生26~36現代男,即男女52~72人,家族人數愈多每代增加的倍數應愈接近平均值。台中西屯張廖平均有294人,是平均值的6~4倍。板橋林家從第一代至第五代2 →7 →11 →25 →39人,是同時期平均值的20/1.13^4 ~20/1.20^4倍(每代以30年計),即12~10倍。霧峰林家始祖林石1 →6 →13 →50 →116,二、五房無生子,六房的1 →2 →5 →11 →11、大房的1 →2 →4 →8 →15(真正住霧峰的林家,雖然長子林甲寅生3子娶1 +3 +1 =5媳、7孫娶5 +5 +2 +4 +2 +1 +1 =20孫媳,但只有15曾孫)與板橋林家的差不多,但開墾太平的三、四房的生育率1 →4 →19 →44 →(?)與1 →5 →22 →53 →(?)則超高,推測應有原住民的加入。墾戶的族譜多不可信,大富大貴家族的會較嚴謹。所謂富不過3代,以〝3代就1 →3 →9 →27人、27人以後就接近平均值〞(男女老幼100人的家族需有年產約630石穀的田地,約7~15甲,見段末附註)來估計,是27/1.13^3 ~40/1.20^3倍,即最高應不超過平均值的19~15倍,即988~1080人。而且不太可能同地同姓二祖都出現超高的生育率,故目前家族超過1000人的大都有問題,除非曾是數代巨富。但台灣有許多在這250年間就繁衍數千人的家族。1千人是平均值的19~14倍,故現在1千人的家族很可能是傳自約有19~14壯男,男女老少約72~56人的部族。【附註:據農委會調查,1971年台灣每人每日消費白米367.9公克,即每年134公斤。但古代肉類少,至少需500公克的米才夠。北韓從1957年開始實行糧食配給制,規定一般勞動者的口糧定量為每天700公克,軍人800公克,老人500公克(維基百科<石高>)。即每年至少需180公斤米 =3.0石米 =6.25石穀。而據連橫,清代年產量是上田100石穀、下田40石穀,產630石穀需6.3~15.6甲。另還須再加上雜作地、房地等。林爽文事件時,大里杙林氏據說有「三千餘丁」(應指有6千餘人),田產400餘甲,約每百人6.7甲。或以「縱橫皆約有五里可容萬餘人」估計,每100人需0.25平方里=0.25 *(0.576^2) =0.083平方公里,約8.3/.970 =8.6甲。】
1650年前後開基、數千人的家族 –2014、2017
へへ★1654年從長泰縣山重村來台的薛玉進有二子,長子薛藏家生7子「榮華富貴由在天」,傳衍在高雄頂茄萣;1666年生的次子薛卻來生2子,傳衍在下茄萣,1956年時茄萣、永安共有薛姓約3300人,推估2000年時(乘2.27倍)應約有7千多人
1700年前後開基、數千人的家族 –2015
へへ★1630年福建東山縣顏世賢來台南永康,生2子8孫,1孫留永康,6孫遷下營的紅毛厝、十六甲、中庄仔(1700年),另1孫遷斗六。1956年台南下營顏氏約有2400人,1956 →2000年台灣本土人口增為2.27倍,推估應超過5千人。全台顏氏8萬多人,多稱源自宋代出了17位進士的青礁(廈門)顏氏,是1黃帝長子昌意–36顏回–45顏真卿的後裔,下營畫家顏水龍是顏回的第80代孫。
1750年前後開基、多分5房、數千人的家族 –2013
へへ★桃園新屋「葉五美」家族,葉春日於1735年攜子特鳳、特孝自陸豐縣來台,特鳳妻(卒於1827年)生5子,1980年代有後代8000人。★桃園新屋范姜家族,開基祖5兄弟(本姓范,父親被姜姓收養,全世界的范姜都源自這五祖)於1736~1951年間自海豐縣公平墟先後來台(竟都存活且都傳下大量後代),2005年全台有4212人(而新屋也成為鹽墩村姜與范姜二姓的聚集地,1956年新屋姜姓約有2000人,2000年時推估二姓共有8800人,桃竹推估共有1.4萬人)。★苗栗公館傅家,傅常達於1753年率5子自蕉嶺縣來台,進入當時仍是番界的鶴崗村,今每年祭祖的就超過1000人。★ 苗栗西湖劉家,劉恩寬1755年自陸豐縣都暮村來台,定居番界內的四湖村,生有5子,現今宗族估計逾4000人。★台中北屯「心田五美」賴家,賴雲從1750~1760年間自平和縣心田村來台,1761~1786年生下5子,1992年時超過3000人(而台中的北屯、南屯、北區等也成各派心田賴氏的聚集地,1956年的台中市共有賴氏17467人,是第4大姓,其中北屯4560人,估計2000年時共有4萬人,北屯1萬,賴姓甚至取代了原居北區〝邱厝仔〞9個里的邱姓,說邱姓紛紛搬走了,但筆者懷疑是邱姓改姓賴)。★台南七股篤加村全村姓邱,有些人認為他們是原住民,令他們感到困擾,他們認為開基祖邱乾成(村內有「乾成文史工作室」)於1748年19歲時自海澄縣新鞍庄(今廈門新垵)來台,生5子,1956年村內設籍者有1598人,依台灣人口增為2.27倍算,2000年時邱氏推估有3600人(2008年村內設籍者只有1091人)。以上這些大家族正好都分5房。清國曾於乾隆23年1758命令歸附平埔族薙髮結辮,並賜姓改用漢名,時間正好相符。
一個新竹湖口鄉就有……(1800年前後才開庄,數千人) –2013
へへ其實有數千人的大家族比比皆是,您看一個新竹湖口鄉就有:★「周三合」家族,周宜尊於1714年20歲時自饒平縣七藍鄉來台,僅1子存活,子收養1孫,養孫生3曾孫,現在有 2000餘人;★「陳四源」家族,第一代陳曰勳在1740年以前後自陸豐縣琳珠吉水村來台(墓在老湖口),1800年時第四代4兄弟應在30歲以下,但1894年已有500餘丁(1800 →1893年台灣人口增為不到255/160=1.6倍,陳四源剛成立時應已有500/1.6 =310丁以上),2006年時族人估逾3000人;★「張六和」家族,張亦標1740年年輕時自陸豐縣來台,但55歲才得1子存活,子再生6孫(應該已近1800年了),2009年族人逾5000人;★「戴拾和」家族,戴南珠於1788年24歲時自鎮平(蕉嶺)縣?泥崛來台,1804~1828年間生下10子1女,2006年有族人 3000餘人;★另還有羅合和、廖三才、傅四章、黃六成、范八茂、…。湖口在土牛溝以東(舊番界內),1798年才開庄,這些家族都正好在1800年前後才因出生數兄弟而成巨族。筆者認為,開基祖與祖籍地或許都是真的,來自墾戶或當地有名望的人,但他們真正的子孫可能沒那麼多,很多可能是來自平埔人選取姓氏後的認祖歸宗(要證明其實很容易,只要Y染色體分歧,就可確定是平埔族集體漢化)。開庄之後,漢化被認為是進步的象徵,桃竹苗許多地區還流傳原住民被丟在田裡的死雞鴨、或以竹管擠出的超大坨糞便嚇得跑光光(以為來者是巨人)的故事。湖口絕不是特例,只因客家文化重視族譜與祭祖而進行認祖歸宗,讓我們有機會看出可疑處,而不重視族譜的閩語區則因沒有認祖歸宗,讓我們難找到破綻。
1800年前後開基、數千人的家族
へへ★1793年羅奕貴率2子秀清、秀文自蕉嶺縣鐵坑村來到新竹關西開墾,秀文育5子,成為五欽派;同族羅奕盛也率秀政等4子來關西,秀政生11子,但2夭折,成為九如派。1751年鐵坑人羅開運率子維齊來三芝、石門一帶,1826年,維齊之孫振祿、振富等4兄弟隨母轉來關西,成為祿富派。2000年時關西有羅氏4、5千人,大多屬這3派,由似乎是4人(不超過10人)傳下,都是奕貴、奕盛、維齊3人的後代。鐵坑村離海直線160公里,兩岸陸路都靠雙腿,並須付高額船費,但鐵坑始祖羅德達在台裔孫2000年時有4萬多人,分屬88位開基祖,平均每位傳下超過455人。而2012年蕉嶺縣鐵坑村全村只有843人,所屬的廣福鎮只有1.5萬人。–2016 ★1788年晉江衙口村粘厝埔粘氏三兄弟德尚、德粵、德恩來彰化鹿港,今在鹿港、福興有粘氏6千餘人。而今福建晉江只有粘氏9百餘人、全福建2600餘人。–2018
1875年以後才開庄,4千多人 –2015
へへ埔里、車城恆春在1875年之前都屬番界,之後才開庄。但81年後的1956年,★埔里有閩南潘姓2081人(推估2000年時有4700人),佔全台閩南潘姓的4.7%;★車城恆春有尤姓2077人(推估2000年時有4690人),佔全台尤姓的16.9%,建有宗祠「永春堂」。據一中國尤氏網頁,尤友漸 於康熙年間1662~1722自福建永春縣蓬壺鎮遷居恆春,2003年永春縣修譜時恆春有1840人入譜。也就是這支尤氏竟躲在番界內傳衍153年,並成大族。1926年恆春郡(恆春、車城、滿州)約有永春籍800人,推估1956年可增為800 *931/401 =1857人,接近尤姓的2077人。尤姓很少見,一地區出現二大派的可能性不高,可能都出自茄苳湖(茄湖里)。
單姓超過1.3萬人的鄉鎮 –2013
へへ但閩語區有許多姓氏高度集中,可能存有巨族的鄉鎮(整理自潘英《台灣人的祖籍與姓氏分布》,只列高於1.3萬的,更多請
見表30):雲林四湖-吳1956年1.50萬(相當於2000年3.41萬)、嘉義布袋-蔡1.11萬(2.52萬)、彰化溪湖-楊0.88萬(2.00萬)、雲林麥寮-許0.73萬(1.66萬)、新竹市-鄭0.58萬(1.32萬)、彰化芳苑&二林-洪1.72萬(3.90萬)、南投草屯-洪0.74萬(1.68萬)、彰化大村-賴0.96萬(2.18萬)、彰化社頭&田中-蕭1.32萬(3.00萬)、彰化鹿港-施0.67萬(1.52萬)、彰化埔鹽-施0.66萬(1.50萬)、雲林斗南-沈0.64萬(1.45萬)、嘉義義竹&台南鹽水-翁0.79萬(1.79萬,開基祖不到20人)、嘉義六腳&朴子-侯0.76萬(1.73萬)、雲林台西-丁0.69萬(1.57萬)。除了新竹市-鄭,以上都在彰投雲嘉4縣,這些巨族的開基祖人數值得探究。其中較少見的姓氏極可能都來自閩粵的同一個村,而這顯示一個普遍的模式,就是閩粵一個村來了1人或數人,就能在台灣幾個村傳下數千人甚至數萬人。而說祖先數人來台的,其實可能只有1人,其餘的只是借用他兄弟叔伯之名就地漢化,即一人來台,數人開基
台南曾文溪旁,10公里5個單姓村 –2015
へへ據吳新榮<震瀛採訪記>,清末曾文溪旁有所謂「五虎寮」的聯防庄:善化的東勢寮(蘇)、六分寮(楊)、胡厝寮,麻豆的謝厝寮、方厝寮,其中謝、方原在溪南,後來變成在溪北(筆者推測是說法有誤,或遷村,因曾文溪並無流經今謝厝寮之北的記錄)。以下討論的人數都只是2008年仍在當地設籍者,不含歷史上外遷者,不想務農的應多已離開了。前述的七股篤加邱氏,筆者估計1956年以來已有2/3離開了漁村。東勢寮蘇氏,一說祖先來自同安縣貞岱村,在乾隆29年1764建慶濟宮,但《善化鎮志》引林秀蓉<西拉雅族目加溜灣社史研究>說光緒2年1876同安縣蘇氏開墾東勢寮,前一年祖籍不明蘇氏開墾緊鄰的三塊寮,即在清國開始全面編派祖籍給台灣人時;2008年被田地圍繞的東昌、東隆二里設籍者1260 +1107 =2367人,據報紙說一半以上(另有說8、9成以上)姓蘇,應超過1200人(或1900人,設籍);1956年全善化約有蘇姓3700人,是善化第一大姓,推估2000年時全台有善化蘇8300人。★六分寮楊氏,祖先來自漳州龍溪縣朝陽社,1816年建德禪寺,2008年被田地圍繞的六分、六德、田寮3里共有856 +1296 +2111 =4263人,楊姓戶數佔425/908=46.8%,約2000人(設籍)。★胡厝寮,乾隆30年1765同安縣鼎美村人胡楚到附近種芋而稱芋仔寮(閩南語芋、胡同音,因種芋而姓胡?),或稱虎尾寮,遷村後稱胡厝寮,1930年有46.8%姓胡(林美容<一姓村、主姓村與雜姓村……>),2008年同範圍、被田地圍繞的胡家、胡厝二里設籍者有1637 +2373 =4010人,推估胡姓約有 1900人(設籍);1956年全善化約有胡姓2700人,是善化第三大姓,推估2000年時全台有善化胡6100人。★謝厝寮,1700年前後祖先7人來自泉州,形成7角頭,並奉祀東晉的謝安為祖佛,2008年被田地圍繞的謝安、中民二里共1106 +1029= 2135人,據報紙說「姓謝人家達九成九以上」,我們取9成(或一半),約 1900人(或1100人,設籍)。★方厝寮,祖先在鄭成功時代自漳州(一說泉州同安)迎來永安宮主神,2008年所屬的安正里只有1081人,4社(聚落、角頭)中有3社姓方,但早年也有一社遷往安定的新吉里,故方氏可能有近千人(設籍)
へへ以上的5寮,在曾文溪南北岸,東向西10公里間排成一列(方在謝之北1公里),可見台灣早期單姓村應相當常見,後來才漸漸流散成各地的小家族。而這5寮也印証了前述的〝閩粵來了1人或數人,就能在台灣傳下數千人甚至數萬人〞的普遍模式。林美容根據各種文獻收集到的全台1930年及之後〝一姓佔該行政村50%以上〞的一姓村有55個,前五大姓共佔50%以上的主姓村68個(含前二姓就佔50%以上的至少35個),但只見上述5寮中的胡、謝 2寮(方厝寮因屬謝的行政村而未顯現),而前述的篤加村也未見在內,故實際應該多很多。行政村都會包括幾個自然村(社、聚落),單姓自然村會被稀釋而看不出來。而且統計的只是1930年及之後的,清代還會更多。
1786年,台中烏日到霧峰10公里內就有3個林姓庄,1721~50年間開庄的大里杙有平和縣籍林姓「三千餘丁」 –2014
へへ《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十八:「大里杙山,縱橫皆約有五里,可容萬餘人,比內林姓聚族而居,共有三千餘丁(6千餘人)。」據林氏族譜,霧峰林家始祖林石當時任大里杙官設的族長,管理所有聚居當地的林姓人,不管是否有血緣關係,包括1773年從平和縣來的林爽文一家6人(屬於二房)。但據天地會資料,當時姓林的庄有阿罩霧庄,族長是林石;阿必羅庄(可能是烏日區光明村的阿密哩),族長叫林家齊;大里杙庄,族長可能是與林石一起勸阻林爽文起事的林繞。林爽文事敗後,3位族長全被連坐而死,大里杙林氏的田產400餘甲全被抄封。據柯志明的番界圖,大里杙在1721~50年間開庄,到1786年竟已有林姓數千人。
萬人級的超大家族(不到1/20甚至1/40渡台,但台灣後裔卻是原鄉的好幾倍) –2014
へへ再來看萬人級的大家族:★詔安縣秀篆游東山(游錫?祖先)等堂兄弟17人清初來台(但秀篆族譜只記載4人來台,游東山沒來),先是分散各地,嘉慶年間1796~1820子孫有默契似地大舉入墾宜蘭,今後裔有1萬多人(宜蘭游氏近3萬人,幾乎也都源自秀篆)。★詔安縣秀篆鎮在台灣的後裔〔2007年詔安客家五鄉鎮總人數〕:黃6~7萬〔1.6萬多〕、王5~6萬〔1.8萬〕、李4~5萬〔9000多〕、游4~5萬〔6000多〕、呂3~4萬〔4800多〕、邱3~4萬〔800多〕、羅2~3萬〔少於700〕、賴1~2萬〔800多〕,江近萬〔1.2萬多〕、葉近萬〔900多〕,以上各姓共30~38萬〔7萬多〕,而今詔安秀篆總人口只有41233人(某年)。 【註:以上台灣人數取自詔安縣政府網站的<秀篆鎮>。】★2000年時桃園、新竹的姜姓推估有1萬人,祖先10多人來自陸豐大安鎮旱田區艷墩自然村,而2000年時旱田區3個自然村各姓共只有4698人。★饒平縣墩上村人王克師於1725年21歲來台,入墾蘆竹南崁,今派下裔孫有1萬多人,分布在觀音、新屋、中壢、平鎮、楊梅、龍潭。族譜說他生於1704年,卒於1767年,但墓碑上卻刻「道光癸卯年立」,即1843年。來台的還有他族叔王廷仁、族兄王克照,後裔也都很多,分布在中壢、平鎮、楊梅、關西、竹東、北埔等地。★南靖縣書洋鄉(離海直線80公里)三山蕭氏(始祖蕭積玉)在台灣的子孫有4萬人以上(涌山派1萬多人、書山派2000年時有5852戶估約2.9萬人(肇基116人)、斗山派人數不詳),蕭萬長是其中之一。而今書洋鎮總人口只有2.6萬。★蕉嶺縣鐵坑村離海直線160公里,鐵坑羅氏始祖德達在台裔孫2000年時有4萬多人,分屬88位開基祖,平均每位超過455人;新竹關西有4、5千人,由1793、1826年來到關西的4人傳下。而2012年鐵坑村只有843人,所屬的廣福鎮只有1.5萬人。★1661年鄭成功的姑丈陳一桂率3子在台南學甲的中洲建家園,現在「陳桂記」已有親族數萬人,平均每一子衍生超過萬人。
へへ以下根據《海峽傳薪–漳州涉台祠堂》(不知數字是否有誇張):★漳浦縣東溪人陳寬仁於1703年攜妻帶子來台,在彰化二水開基,今後裔近萬人。★開拓台北的林成祖所屬的漳浦縣攀龍村林氏,有15人來台,今裔孫有2萬多人,林豐正是其中之一攀龍村現有3800人,9成以上姓林,已無洪姓,但在台灣草屯也有洪姓後裔1萬多人。★同安縣灌口人陳永華助鄭成功入台抗清,大把族人也加入鄭軍,並有許多留在臺灣,他們的在台後裔已有6萬人。而今灌口鎮總人口只有3.7萬。★全台簡氏都源自南靖縣長教村,明代以來遷台的共有400多人(全家遷台47戶,夫妻25戶,父子、母子29戶,兄弟65戶,單身110人),現在有17萬餘人(平均每人425後裔,1956年全台簡氏約有65400人),草屯有1300多戶,南投1000戶,桃園大溪600多戶。而今南靖長教村簡氏才6千多人。★詔安縣官陂張廖氏在台裔孫有18萬人(1956年全台廖氏有129260人,推估2000年時約有29萬人)。2011年官陂鎮有5.3萬人,97%姓張(2007年詔安縣有張廖4.9萬)。
へへ以上這些都是不到1/20甚至1/40渡台,但台灣後裔卻是原鄉的好幾倍。據1926年台灣人祖籍統計,漳州、泉州分別佔35.17%、44.82%,即今約有700萬、900萬人,而2009年漳州、泉州只有人口472萬、770萬。
へへ〝福建人多田少,人民不得不冒死偷渡海外求生存〞,這是台灣單方面的說法,福建沒有,至今未有人在福建的縣誌、府誌、通誌或其它文史上發現有類似的記述,只有台灣的方誌與曾在台灣當官的人的文章中有說過「內地窮民在台營生者數十萬」。台灣學者看到台灣有這麼多閩南人、客家人,馬上想到那福建人口豈不被掏空了,而一廂情願地杜撰此一說法。根據福建的清代族譜,1800年以前閩南男性渡台的不到1/20甚至1/40;1800年後更是很少到台灣了(事實1760年閩浙總督就已說閩人已不願到台灣因為西部已被開墾完),改往東南亞,但估計比例也不會高。因此在清代農業經濟的時代,離鄉的不多。而中國人民大量到城市工作是近幾十年的事,但中共限制戶籍遷移(分鄉村戶口與城市戶口),雖可到外地打工,但戶籍仍留原地,因此現在各鄉鎮人口雖可能自然減少,但應該不會因遷離而呈倍數減少。 –2017
へへ很多人以為,台灣地曠人稀,閩粵人來台後能生養很多的小孩,我們的祖父、曾祖那幾代,不是很多人都能生4 個、6個男兒?但台灣在1811 →1893年人口年增率0.41%,一代30年可增為1.13倍,即平均每代養大1.13男兒;日據以後才遽增,1896 →1926是392/257 =1.53兒,1926 →1956是850/(392+9) =2.12兒。滿清盛世的三個皇帝,康熙的子15/35女12/20早夭(生35子早夭15子),雍正的子6/10女3/4早夭,乾隆的子7/17女5/10早夭,是4~6成(另順治子4/8女5/6、嘉慶子0/5女5/9、道光子0/9女3/10、咸豐子1/2女0/1;明朝嘉靖子6/8女3/5、萬曆子3/8女8/10、天啟子3/3女3/3、崇禎子3/7女4/6;與康熙簽尼布楚條約的俄羅斯彼得大帝子7/8、女5/7早夭)。皇家尚且如此,遑論一般人家,而台灣的中醫水準不可能超過福建或皇家御醫的(據日本政府1897年的統計,臺灣全島300萬人口中,中醫師共有1070人,其中廣博醫書精通方脈的「良醫」只有29人,從醫書學醫的儒者「儒醫」91人,以祖傳秘方醫病者「世醫」97人,只稍微識字曾跟醫者學習的「時醫」829人)。台灣又是瘴癘之地,康熙23~46年1684~1707清國9任「下淡水巡檢」有8任是卒於官;而「上淡水」也類似,「康熙四十九年(1710),始設淡水防兵,及受代生還,不能三之一」(福建通志),可見當時水土的惡劣。日本1874年征牡丹社時12人戰死、561人病死,1895年征台時1,436人戰死、4,642人病死、26,094人因病住院。 –2017
每位600後裔,要傳下2千萬台灣人,只需3.3萬開基祖(且很多是〝一人來台而數人借名開基〞) –2014
へへ西螺二崙張廖每位開基祖的後代平均有1295人(西屯張廖281人),義竹鹽水翁氏超過800人。前述千人級的家族若不包括葉五美(每房1300人)與戴拾合(每房300人),每房在600~840人之間,總平均是758人。以每位600人推算,要傳下2000萬人口只需3.3萬的開基祖,符合來台閩粵男人應只有幾萬人的估計,相當於在乾隆時期每600*(150/2000)=45人(部族)選1位開基祖。而3.3萬也不須全來自閩粵,只要有一人來台,其他數人就可用他兄弟叔伯的姓名開基。

【12】乾隆、嘉慶年間,「開庄」當官派族長可以賺很多錢–土地登記族長名下,讓他向庄內原住民傳授漢文化 –2014
へへ◎清初閩粵施行「族正制」,同姓百人以上聚居就官派族長、房長,這是大家族分房的由來
へへ雍正、乾隆年間,閩粵因姓氏械鬥嚴重(社內統一姓氏、社間結派認祖)而施行〝族正制〞,在福建「族長之外,設立族正房長,官給印照,責令約束族丁」(常建華<試論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與實踐>)。因此台灣的番地轉為民地時,同姓超過百人的庄就設族長、房長(由陳四源300~400丁設4房來看,可能是每1百丁設1房長),但子孫卻把第一任族長當成共祖,第一任房長就當成族長的兒子,開始編族譜,因而有了湖口張六和、范八茂、…等家族,也因而全台有很多1750年代開始的家族正好都分5房。這也表示〝共祖之後就分房且各房都繁盛的家族〞一開始就存在大量取同一漢姓的人
へへ平和縣大溪鎮江寨的江氏族譜記載:乾隆初年,華章公四子江湘「臺灣開庄致富幾十萬,捐貢生」;華章公次男江巽之次子「捐監生」、三子入彰化縣為「廩生」。江巽是太學生,卒於乾隆26年,歸葬平和大溪。原來乾隆時期還有一個賺錢的行業叫「開庄」。「開庄」當然是說庄內住有很多人;「致富」是說原來並不富有,後來擁有大片土地。江湘為何能找到一大片無主地,又很快能找到一群人來當他的佃戶?族譜並沒說他有回原鄉招一批人來台。他有能力在墾荒初期尚未有收成之前養活這些佃戶嗎?這是「內地窮民」作不到的。台灣不是到處都是荒埔嗎?這些無地可種的人既敢離開家鄉,為何不自己找塊地?筆者推測是這樣:墾戶說服一個部族接受他的姓氏與籍貫,成為他的兄弟叔伯(一人來台數人開基),而也成為墾民後,埔地就成了無人異議的無主地,就可以登記為墾民所有,並能賣給漢民(多數也是更早漢化的原住民),而他也可以分到很多錢、當官派的族長。有的甚至為了方便,把土地登記在族長名下,由他負責繳稅(當時指界不易,也難以細分),使原住民地主淪為〝漢佃〞(一開始只是由族長代繳租稅,漸漸變成固定向族長納租),最後有的漂泊他鄉,有的憤而改姓。乾隆在23年1758命令歸附平埔族薙髮結辮,並賜姓改用漢名,「開庄」的行業應會風起雲湧。
へへ筆者甚至懷疑:清國政府在原住民同意下派漢民當族長,土地登記他名下,讓他管理、漢化散番,並以他的籍貫為全族人的籍貫(1879年<化番俚言>要求「各莊各建祠宇一座,安設全莊祖宗牌位」)。原住民也把族長當作是「天朝」派駐的官員,來教導他們〝先進〞的語言與風俗習慣,並〝代繳〞租稅(稻米產量確實增加了)。台灣本是母系社會,男祖是誰不重要,而男人在父系化後地位提高了,當然都樂於配合。果真如此,這是非常巧妙的安排。原住民當了漢民後,地位提高了,除了要感謝皇恩外,還要勇敢地與不光榮的過去一刀兩斷,於是編出原住民都跑光了的各種故事。
へへ◎霧峰林家
へへ根據征討林爽文的協辦大學士福康安的奏摺,霧峰林家始祖林石一直居住阿罩霧,當族長,他的財富很可能就是因此而來,詳見
<霧峰林家開基史的重解>
へへ◎板橋林家
へへ板橋林家始祖林平侯(1766~1844)很可能也是開庄致富的例子。他19歲時有資金1千數百,40歲時已「擁資數十萬」,並捐錢作官,50歲辭柳州知府回台後「遷大嵙崁,……啟田鑿圳,歲入穀數萬石」(連橫《臺灣通史》)。據《臺灣通史》農業誌,年產穀1萬石需「上田」100甲或「下田」250甲。1788年番屯制設立時,1石穀=1番銀元=0.65兩純銀=0.70兩紋銀,每甲年租穀是〝一等田22石、二18三14四12五10六6〞。若〝數〞指〝三〞以上,則林平侯在20~40歲間平均每年收入須1.5萬石以上(1844年卒前3萬石以上),相當於一等田680甲或五等田1500甲以上的租穀收入(1901年林「本源」在大溪的小租穀平均9.8石)。當時大甲溪以北只設一個淡水廳,是落後地區,他是否能營全台鹽務(鹽場都在南台),或是否能靠船運貿易、高利貸創造這麼大財富都不無疑問。許雪姬《林平侯父子傳》的附錄中列舉了林本源「訓眉記」保存的買賣契約,林平侯在世時的58筆顯示(見表31):最早的一筆是在1811年,也就是沒有他45歲前的買地記錄;買地錢共45215兩,而有面積有價格的共27筆,平均29782/159=187兩/甲(單價100兩以下的共4筆平均1002/31=32兩/甲),若以每甲187兩(187/0.7=267石)估算,他買的訓眉記土地45215/187=約240甲。1912年分家產時,35萬石租中有10萬石組成祭祀公業,剩下的訓眉記主林爾康分得6萬石,故乘上35/6後,推估林平侯買地可能有1400甲,但父子兩代買地都不在大溪(至少在林爾康分得的1/6的部分看不到)。據李宗信<大嵙嵌溪中游……>的統計表,1901年「林本源」在大溪有地652甲,每甲小租穀6.4~21.0石,平均9.8石,但資料仍有缺漏,可能不止。訓眉記分得的土地遍布在台北各堡及中壢、楊梅、宜蘭縣,似沒理由沒有大溪的(「祭祀公業林本源」的土地也是分布各地,並未集中在大溪,這樣最公平且能分散風險)。那林平侯為何能在大溪擁地至少數百甲卻不見有買賣契約?筆者推測他就是「開庄致富」。桃園台地群在1790年前後開庄(老湖口1798年),剛好是他致富的時間(1785~1806間)(林家後代林衡道說他嘉慶14年1809遷大溪,其實應更早)。他的作法應會引起原住民的不滿,因此他在大溪建城,以拒〝番害〞,後來「飲水本思源」中的三、五房因番害的困擾而移居板橋,只留下〝收養〞的大房在大溪(親生二房未娶即卒、收養四房無男嗣)。另一可能是他根本就是出身大溪的原住民,當了族長。16歲來台尋父確實很離奇,未婚者來台必須冒死偷渡(當時未開放接眷,且政府只准由台南入台,1784、1790年才分別增設鹿港、八里坌為正口),卻只為尋父,太不合理;而學者也未找到他請墾大溪的証據(除了三層)。或許他認林應寅為義父,並陪義父回鄉,為了作官而充分融入龍溪籍,在當地娶妻,甚至丁憂義父的喪,妻兒也住龍溪(就像現在有錢人住美國),還讓義父以子貴而被封贈官位……,可能性不是沒有。

【13】苗栗河谷平原的啟示–滿清為防造反而採分化政策,以客語漢化桃竹苗原住民 –2014
へへ◎須雙腿走路 1~2百公里再偷渡 420公里的四縣客不可能搶在後龍閩語人之前佔據苗栗河谷
へへ1784年重畫番界線(紫線圖)以前,據1760年的藍線圖,桃竹苗的丘陵區與過半台地都是禁入、禁墾的番界,含苗栗河谷平原的東岸(公館、銅鑼,界石在貓裡山下、後壟山下),偷入者杖一百,若有抽藤伐木再加3年徒刑,私墾、居住者當然更重,據《清實錄》乾隆十一年1746五月「若奸民潛入生番界內私墾者,照越渡緣邊關塞律治罪」,應是律中的潛出外境者的絞監候(入監等候秋天絞決),當然經官方允許者無罪(例如入宜蘭的吳沙與入新竹北埔的姜秀鑾)。西岸的苗栗市可能是在1737年左右被納入清國,因據說當年有梅縣的羅開千兄弟、謝鵬仁4兄弟、謝永江,與鎮平(蕉嶺)的湯子桂、張清九,1738年有陸豐的何子報,共6批10人同時開墾苗栗市的8個地區,並在1755年合力開鑿「貓狸三汴圳」,灌溉800餘甲土地,由謝家老二雅仁擔任總理(這部分應是可信的歷史)。即使那10人真的是移民,僅此800甲(約 8平方公里)埔地原來就可養原住民8*150=1200人以上,10人微不足道(1630年代的無河流珊瑚礁島小琉球的密度是165人/km2,苗栗市以南河谷平原含溪面有50 km^2)。據說乾隆嘉慶年間1736~1820移民不下百戶,但100人仍是極少數,因為1926年苗栗街有15700人,估計1800年最少有15700 *(150/392) =6000人,另還有2倍的人口在河谷周邊的頭屋公館銅鑼。苗栗人的客家話與祖籍應是借用自極少量墾戶與來了又去的客家籍官兵,不想讓自己土地將來不能賣給〝漢民〞或女兒不能嫁給〝漢民〞(大家都變成漢民時會很難嫁)的都須找個中國祖籍。1711年清國派兵百人駐後龍地區,1766年從後?汛撥兵12名駐苗栗市(嘉志閣塘)。客家四縣離海直線90(梅縣南端)∼190(平遠西北端)公里間,應不會有太多窮苦農民能長途雙腿跋踄1~2百公里,再付可觀船資從汕頭偷渡420公里來到後龍(泉州後龍210公里)(若非偷渡則須從廈門–台南入台,再走路2百公里以上),卻進入剛開放、充滿未知風險的番人地域。1800年以後有不少四縣人去了東南亞,筆者推測可能多是先在沿海的工商業打工一陣子後再隨商船前往,看到了機會而留下來。但來台的據說都是農民直接從原鄉偷渡(應募來台打工的都會回去),太難了,不會很多。而官兵的移動則很平常。
へへ◎若非政策造成,客家人能搶在周邊閩語人之前佔據幾乎整個桃園至大肚溪的舊番界嗎?
へへ1737年苗栗市納入清國時,後龍的漳、泉人應是虎視耽耽,一撲而上,為何會讓遠來的四縣人捷足先登?既然來的四縣人不可能很多,那原先應略懂閩南語的苗栗市人為何會變成四縣客語人?事實上,1784年以前過半屬番界的桃竹苗 4 +9 +13 =26、台中5鄉鎮市、再加南投國姓,除大溪、太平平地、霧峰山地(多福佬客)外,全都成了客語區(筆者推測因板橋林家林平侯在大溪「開庄致富」,而太平周邊的霧峰大里林姓部族勢力很大,故兩地成了閩語區)。客家人真的能在1784年(苗栗市1737年)以後突然發揮神力,遠渡來台,搶在周邊閩語人與福建閩南人之前佔據幾乎整個桃園至大肚溪的舊番界嗎?況且1800年以後閩南、客家人多是前往東南亞,很少來台灣。若說閩語人不愛住山,那台地(新社湖口…)與河谷(新埔芎林竹東苗栗…石岡東勢)呢?其實閩南的安溪、永春、德化、南靖、平和、華安也都是山地縣,漳州70.5%、泉州80%(福建89.3%)是山地,閩南的人也住山,甚至漳州也有很多客家人(詔安平和南靖),為何來的反而都是更遠的四縣人、海陸人(汕尾新豐620公里、泉州新豐220公里,若非偷渡則須從泉州–鹿港入台)?故顯然有政策的介入。
へへ◎滿清為防台灣人造反而採閩客分化的政策
へへ筆者推測是這樣:1721年朱一貴事件與1732年吳福生事件使清廷注意到以客制閩的好用,因而在1784年(苗栗市1737年)以後在桃竹苗新領土上培植客語人口(最有效的作法是在番界開禁前派遣幾十戶客家人入墾,等局勢成熟時再開禁),使台灣即使要造反也難以團結,客語人還可守住山區不讓造反者遁入。之前清國不把番界納入國土的原因之一就是防止民人進入聚眾作亂,既然納入就培植不同語言的族群把守。而在1786年的林爽文、1795年的陳周全、1805年的蔡牽、1862年的戴潮春事件中客語人又一次次地成為「義民」,讓清廷政策更堅定。漳人林爽文起義時泉人幫清國鎮壓,泉人陳周全起義則漳人幫忙鎮壓。乾隆六十年1795陳周全事件時,乾隆皇帝給台灣道楊廷理的上諭:「台灣地方向分漳、泉、粵三庄,伊等類聚群分。遇有事端,彼此轉得互為牽制,即如林爽文、陳周全滋事時,悉賴有義民,是以要犯得以就擒…。甚或漳、泉之人串通一氣,勾結滋擾,剿捕豈不更覺費手。是該處民情不睦,亦只可聽其自然,…。但此意該鎮道惟當默存諸心,又不可使漳、泉人知覺,轉啟朋比為奸也。(–2017)」這個分化政策至今仍深深地影響台灣(真是令人擲鍵盤長嘆)。如果再〝想太多〞一些,桃竹客語以海陸為主,苗栗是四縣,再南的石岡東勢新社是大埔,或許也是官方的設計,這樣勢力都不會太大。
へへ◎滿清可能特意選派四縣籍〝班兵〞駐後龍,協助客家化苗栗的原住民
へへ但清政府並未規定只有客家人能進入新國土,而政府引進的人數也不可能達到幾千幾萬人,因那必會在民間留下傳說、記載。滿清為防漢人在台灣造反,對台實施「班兵」制度,官兵駐台每三年輪一班(眷屬留中國當人質以防兵變),且從雍正年間起規定,班兵不可派駐同籍人聚集的地方,例如漳州兵不可派至漳州人聚集地。可以〝想像〞(尚未找到證據),既已定下分化政策,清廷可能會選派四縣籍官兵(從福建綠營或廣東綠營)駐在漳、泉籍旗鼓相當的後龍(1806年漳鬥贏泉),讓客籍官兵以客語〝教化〞新納入的苗栗市人,並引進少量的客籍移民(或自願留下的官兵)當官派族長。
へへ因為把台灣人客家化的是官兵,而把台灣人閩南化的是農民與商人,所以台灣客家文化似比閩南文化更精緻,更具中國傳統讀書人的味道,祖譜也更嚴明,而使客語人更相信自己是中原貴胄。


【14】在漢化蔚為風潮的年代,藉一位墾戶或入贅女婿之名或族譜就可把幾個相關的平埔部族漢化–實例分析 –2014

(摘錄<台灣人的族源>)

湖口「陳四源」(可能是原住民回鄉的墾戶陳乾興)

筆者認為前述新竹湖口的大家族大多是這樣來的。例如「陳四源」家族,第三代陳乾興在1794年46歲時「聽番招墾」入墾老湖口(大窩口),故 1800年時第四代4兄弟應在30歲以下,而1894年已有「五百餘丁」(據族譜內該年寫的<…與原鄉宗親連繫略序>,丁通常指男丁)。但1800 →1893年台灣人口增為不到255/160=1.6倍,陳四源剛成立時應已有500/1.6 =310丁以上,平均每房超過78丁。族譜說第一代陳曰勳攜2子自陸豐縣琳珠吉水村來台,住新竹市樹林頭,1769年過世,但卻葬在番界內的老湖口筀竹林(一般是洗骨葬之後就不再遷了);據說被原住民殺害的陳乾興5幼小兄弟之墓也在老湖口,因此陳乾興可能只是回鄉參加開墾。有書契証明陳乾興在1808年向錢姓熟番買斷70餘甲地,但依法漢民是不能買熟番土地的,陳乾興可能被官方承認是熟番。陳家是不是4個相關部族以墾戶陳乾興四子之名「國泰民安」組成的?有人一開始就準備生四子並能傳下四房嗎?若中間有人夭折或沒生4個以上男孫怎麼辦?

雍正、乾隆年間,閩粵施行〝族正制〞,在福建「族長之外,設立族正房長,官給印照,責令約束族丁」。因此台灣的番地轉為民地時,同姓超過百人的庄就設族長、房長(由陳四源300~400丁設4房來看,可能是每1百丁設1房長,但也可能是是4個部族)。湖口在1798年開庄時陳乾興應會順理成章成為第一任族長,子孫就把第一任族長當成共祖,第一任房長就當成族長的兒子,開始編族譜。這也是湖口有那麼多黃六成、范八茂、…的原因,而這也表示這些地方一開庄就有大量同姓的原住民存在

楊梅鄭氏道東堂(被幾個部族奉為共祖的佃首鄭大模)

其它在1784年以前屬番界的楊梅南半、平鎮南半、大溪、龍潭(及竹苗丘陵各鄉鎮市)的大家族可能也多是這樣來的。例如桃園楊梅鄭大模家族(筆者找不到鄭家的現代人數,以下鄭家資料主要參考張益和<終戰前楊梅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據鄭家族譜,鄭大模生於1716年,1735年自廣東陸豐偷渡來台,在平鎮北勢張家當長工,約1756年成為張家女婿,獲贈分布在楊梅水尾庄、高山頂庄、草湳陂庄(今埔心里一帶)的數百甲埔地(大部分在番界內,依祖訓都由鄭家人開發),1780年過世。與許多1750年代開始的大家族一樣,也生五子,但後四子都早夭無後(據說修屋犯了神煞),僅長子仁潛有娶妻。仁潛死後,「仁潛婆」無私地為4位小叔收養4位異姓(徐黃溫鄭)姪兒,並把家產分成5份,形成5房。

民人禁入番界,張家或鄭大模如何能擁有番界內的數百甲埔地?草莽時代哪來的土地權?不是要靠一大群人捍衛嗎?巨富張家除了一位女婿沒其他男人嗎?仁潛婆只為了為4位小叔延續香火,就將4/5的龐大家產送給血緣上的外人,可能嗎?這異姓4房應也都是埔地的原擁有者。這些故事應都是在父系化後子孫為了解釋〝男祖隻身來台而家族卻能在短時間內擁有大量土地〞而編出來的,而這位長工的名字就取自1785年獲准進入番界開墾、負責實際農務的佃首(非出資的墾首)之一的鄭大模。若鄭家尚有大量埔地待開墾,鄭家人應不會再去當佃農。筆者合理推測是這樣:〝墾號將田地報官時,把部分原住民報為佃首鄭大模的親族。大模住隘口寮,分得的土地就是後來大房的土地。後來原、漢兩系鄭家人(5房與大房)協議以鄭大模為共同的開基祖,並有徐黃溫原住民改姓加入,因而出現母系社會大家長仁潛婆收養4位異姓姪兒並分家產的故事,並把鄭大模的年代往前推,族譜也不提他當佃首的事,而改稱他受贈土地。〞這個猜想解決了鄭家族譜記載與史實間的矛盾,就是:真實的鄭大模在1785年才獲准入墾保留區,但族譜中的鄭大模卻逝於1780年;族譜也沒提他當佃首這件最重要的事蹟。

新屋姜與范姜(以兄弟叔伯之名姜化桃園人的墾首范姜殿高)

桃園新屋(不在番界內)范姜族譜說范姜5祖之父范文質是姜家養子,二房祖殿高先在1736年從海豐公平墟來台,15年間二次回鄉帶來4位兄弟,父母亡故未及來台;姜氏族譜則說文質不是養子,他與10多位堂兄弟在雍正年間從陸豐大安墟來台,並各有許多後代。1956年桃園與新竹姜姓約有4400人,依台灣人口增為2.27倍推估2000年時約有1萬人。若依姜氏族譜,一個小小的鹽墩村(陸豐市大安鎮旱田區艷墩自然村,2000年時旱田區3個自然村共只有4698人),來了17位男人(分9大系統),竟都能各據一方衍成大族,在桃竹傳下1.4萬客家人。而平和縣心田村賴氏也在台中北屯一地就傳下1萬人,安溪縣科榜3社翁氏在義竹、鹽水傳下1.7萬人,開基祖也都不到20人。黑水溝十分凶險(汕尾新豐620公里、泉州新豐220公里),船費可觀,兩岸陸路都靠雙腿,也沒地圖,路險人更險,政府也禁止移民來台,真的有那麼多族親,3兄弟、5兄弟說來就來,還都結婚並傳下大量後代嗎?未必,來了一人之後,只要借用他原鄉族人的名字(一份族譜)就可再創造出好幾個開基祖。科榜翁的清代族譜記載有152人遷台,心田賴已知的台灣開基祖加上不知所終的遷台者共有94人,主要都分布在3~4代人,但筆者沒發現有鹽墩村族譜可佐証姜氏多人來台,且來台者竟都是第十世。筆者推測:「姜氏族譜就是來自大墾戶(墾首)范姜殿高(范家在海豐,父親的養父姜家在陸豐),他的姜勝本墾號墾地3860甲,部分原住民地主被虛報為他的親兄弟與養祖父家的叔伯。」這就是〝一說父母未來台,另一說父與10多個叔伯來台〞、〝一說海豐,一說陸豐〞的真正原因。造譜還不容易,開基祖在頂端,排出人名金字塔,再把造譜時族中的男人一個個填進去。中國族譜為了連接到名人,祖先不明的部分都是這樣編的。(以上姜氏資料主要參考姜海禮<宗族形成與變遷:……姜朝鳳宗族第三房為例>)

范姜殿高借用10多位堂叔伯之名〝姜化〞一批桃園人的作法應也會被其他姓氏使用。筆者推測,詔安秀篆人游東河也以8位堂兄弟之名〝游化〞了一批桃園人,後來這批人中又有人參予了宜蘭的〝開墾〞。

冬山游氏東興堂(沒來台的游東山)

據台灣游氏統計,開基祖共有清游(方游)49人、王改游(才游)90人,都源自詔安縣秀篆,其他非詔安籍游氏只有18人,共157人,2010年全台游氏有136939人。由1956年全台游氏人口5.6萬(閩系5萬)推估,2000年約有12.7萬(閩系11.4萬),每位閩系開基祖平均有超過11.4萬/157=726後裔,當然其中有些還是漢化祖而非來台祖。

據台灣族譜,清游派游東山(游錫?祖先)等〝東〞字輩兄弟17人在清初來台,先是分散各地開墾(9人墾桃園、3人墾鳳山台南、1人墾板橋中和、4人不明),嘉慶年間1796~1820子孫有默契似地大舉入墾冬山鄉、員山鄉,進而遍布宜蘭各鄉鎮,今後裔有1萬多人,建有宗祠「東興堂」,游東山被歸葬故鄉。宜蘭游氏約3萬,幾乎也都源自秀篆,有說游東山與族人300多人來台。除非來台前在故鄉早已有妻兒,且曾攜台灣子孫回過故鄉,或在台灣無嗣,否則沒人會捨子孫而歸葬故鄉(歸葬後誰來祭拜?),所謂祖先歸葬故鄉者應多只是名字被借用,而幾十年後再歸葬更不合理。

據《秀篆游氏東昇房家譜》,11世游應發是武舉人,45歲1700年亡,但生了〝東〞字輩2女11子(康熙壬子1672~丁丑1697年),第四子游東山在乾隆庚申1740年過世,道光丙戌1826年與妻合葬在秀篆,生〝升〞字輩4子,僅第四子游升平來台;應發第八子東夷因訪在台為官的外甥而染病亡,外甥移柩回鄉,東夷生6子,次子升彭及長孫厚雉都葬秀篆。應發之弟應榮生5子,只東河來台。以下是秀篆譜(應榮以後無資料)與《台灣游氏族譜》的比較,O表示秀篆譜記載有來台,X表示沒來台,台灣譜名字後是宣稱的來台地點(據p.22):
【秀篆譜】(應發子)O東壬、東里、東魯、東山、東震、東吳、O東都、東夷、東家、O東轅、東全、(應榮子)O東河、東征、東井、東連、東首。以上16人中只有4人來台。
【台灣譜】(應發)O東壬鳳山、X東山桃園、X東吳桃園、O東都?、X東夷台南、X東家桃園、O東轅台南、X東全?、(應榮)O東河桃園、X東連?,以上10人中有6人沒來台;(應邦)東明板橋中和、東喬?、(應恭)東聰桃園、(應以)東提桃園、(應朝)東嶽桃園、東旨桃園、(應芳)東石桃園,以上7人無秀篆資料可比較(應榮之後、東夷–升彭–厚雉之後無資料,推測是因無人來台而被《漳台族譜對接網》省略)。

據《臺灣區姓氏堂號考》,入墾宜蘭的東昇房厚字輩有:東山4孫、東夷4孫(升彭4子含厚雉)、東轅孫多人(含倡建東興堂的道維)、東明7孫。今後裔有1萬多人。

有趣的是,《台灣游氏族譜.齒錄篇》其實有錄《秀篆游氏東昇房家譜》,但刪除已被宣稱來台者的資料。似乎編譜的人早已注意到這些秀篆資料顯示他們大多沒來台,不僅譜上沒說來台,可能子孫人數與名字也與台灣的大不相同(筆者推測),故隱而不錄。但《對接網》提供了原譜,讓我們看出台灣譜的問題,對接網成了對揭網(揭對方的問題)、錯接網。

林爽文事件結束1788年以後,清政府開放桃園台地群的原民保留區給民人開墾,但獲利的主要是客籍人,只漳籍人在大溪獲利。疑似在官府默許下,1796年吳沙率領以板橋、中和、桃園漳籍人為主的1300人進入仍是番界的宜蘭。有文獻說「游東山」與另4人合資開墾礁溪五股(5人合股,另五結鄉也有五股圳),故可能是知名的墾戶。據台灣說法,游升平(游東山第四子)之子游厚悅4兄弟入墾宜蘭,可能是他們以祖父之名成立墾號。故筆者推測:〝1810年起吳沙將數萬宜蘭原住民報為漳州人時,游厚悅4兄弟以祖父〝東〞字輩多人之名把原住民變成他們的兄弟叔伯,在冬山太和村開立游家庄。家業有成後,他們回鄉把祖父母重新葬在一起(而不是歸葬故鄉),並抄回族譜。後來宜蘭各地被主要來自桃園的東昇房14世〝厚〞字輩兄弟〝游化〞的家族組成了東興堂。而清初集體入墾桃園的東字輩9人中,可能只有東河是真的來台,其他可能都只是名字被借用。范姜殿高也借用他10多位堂叔伯之名〝姜化〞了一批桃園人。〞

霧峰林家(部落孤兒的林石?或開阿罩霧庄的林石?) –2014、2015

(另成立網頁霧峰林家開基史的重解–其實林石一直居住阿罩霧

探討政治人物的祖籍–台男不知亡族恨隔海猶唱大中花 –2014

(摘錄<台灣人的族源>)

台灣人的〝開基祖〞8、9成以上是漢化祖而不是來台祖,姓名與籍貫來自墾戶或官員的編派(根據他們搜集得的資料),因此即使找到了祖籍地且當地祖譜有祖先名字也不要天真地以為祖先真的來自當地。而唐山祖譜也不是開基祖傳下的,而是後來有人信以為真按址前去認親帶回來的,並帶回禮儀規矩,使關係愈來愈逼真;也常發現祖先在原鄉也有子孫而且葬在當地。又1895年以前台灣人口增長緩慢【1811 →1893年人口179 →250萬,年增率0.41%,一代30年可增為1.13倍,即平均養大1.13個兒子,家族人數愈多應愈接近平均值;大富的板橋林家第一代平侯、平泰兄弟各自傳下第五代21、18人,平均每代養大2.10兒;霧峰林家林甲寅生3子娶5媳、7孫娶20孫媳,也只有15曾孫,平均每代養大2.47兒;日據以後才遽增,1896 →1926是392/257 =1.53兒1926 →1956是850/(392+9) =2.12兒】,無男嗣的就收養、招贅,因此過了5代就不易確定自己是不是〝開基祖〞的親生子孫。每家祖譜的問題都不相同,需靠証據與智慧去判定真假,既然8、9成是假的,當然大多可找到漏洞。蛋殼再密也有縫,筆者不是在雞蛋裡挑骨頭,而是在蛋殼上找縫。

李登輝的祖籍:始祖嵩文、崇文兄弟來台的時間有說康熙,有說乾隆;來台後最先居住的地方有說龍潭三洽水、有說三芝陳厝坑。但從李登輝祖父李財生 生於1874年,再以各代〝房數之房次〞2之2、4之2、7之5、4之2推算,應是約在1760~1800年間,即乾隆25年至嘉慶初年,但此時龍潭仍是番界或原住民保留區,故若是來自龍潭,應是原住民。從第2代到第4代都有4房以上來看,應是不小的家族,但無論在龍潭或陳厝坑,都無永定李氏的蹤跡,李當總統後也沒見有嵩文崇文的後代出來相認。而2兄弟都能成功從永定走100多公里陸路,再付船資偷渡300多公里來到北台,卻又進入窮鄉僻壤,實讓人難以相信。而且來台時間、始居地點說法紛紜,可見李家也沒確定的答案。故筆者懷疑他曾祖李乾蔥搬到三芝埔頭坑(埔坪村)以前的、字輩(文發乾)非常工整的祖譜可能有問題。三芝的李姓客家大族也在埔頭坑,但祖籍是上杭。最早來到埔頭坑的是永定籍,李乾蔥可能是在搬入埔頭坑後自稱是永定人,祖譜可能來自熟知永定姓氏的〝譜師〞或永定籍官兵。

林洋港的祖籍:據林金山《林氏大宗譜》,乾隆初年1736~56龍溪石壁社后坑仔林高之子13世林天來來台,入墾南投市,後裔分傅集集、水里、魚池,魚池人林洋港是20世(p.421左下角),20世有87人,估計全族現約有500人。林洋港的祖輩(可能曾探訪過祖居地)曾告訴他,祖居地離縣府10多公里,村埵酗@口「月眉井」可供村民和客人飲用,村口正對著一條大溪流。林洋港先是找到了角美鎮莆尾村(板橋林家的祖地),但覺得不符合,祭拜後匆匆離去。再找到郭坑鎮九龍江邊的霞貫社、石壁社,二社分在馬洋溪兩岸但屬同一家族,霞貫社有一個長60、寬20米的池塘,據說是乾隆年間供女子游泳用的「小姐池」;石壁社有一口因在老屋邊而呈半圓形的「月眉井」,故應是他祖輩所說的祖居地沒錯。就這樣定案了(但林已無力去祭拜!),霞貫石壁第12世汝字輩(汝=小姐池、月眉井?)林仕壽遷居台灣,林洋港是第20世。林的故鄉魚池頭社就是清代「水沙連六社」之一,魚池在1875年以前是番界,40年後人口調查時閩粵人已佔95%(閩6590粵602熟358生24)。但也有人說林洋港出生在集集。林洋港真的是林仕壽的後代嗎?已過7、8代了,不確定的事太多了,林仕壽=林高或林天來?顯然在石壁族譜上找不到林高或林天來,林天來有無借用籍貫?林洋港有無某一代祖被林姓墾戶納為兄弟叔伯,或被招贅、收養(不是每家都會誠實記載的)?全族13~20世的人數是1 →2 →6 →15 →36 →56 →65 →87人,增長倍數是2 →3 →2.5 →2.4 →1.2 →1.3; 林洋港這房15世起人數是1 →5 →18 →35 →42 →63,增長倍數是5 →3.6 →1.9 →1.2 →1.4;其他房人數是5 →10 →18 →21 →23 →24,倍數是2 →1.8 →1.2 →1.1 →1.0。前幾代增長迅速,但在台灣人口暴增時反趨緩,林洋港這房很可能是被墾戶整編後納入親族的。

連戰的祖籍:始祖連興位生於1681(家譜記永曆35年,永曆是鄭成功在台灣延用的年號),連震東<連雅堂先生家傳>:「越二載而明朔亡。少遭憫凶,長懷隱遯。遂去龍溪,遠移鯤海,處於鄭氏故壘之臺南。……自興位公以至先祖父,皆遺命以明服殮。」連興位出生時,漳州人已留辮子穿滿服至少1681-1661=20年(自鄭成功遠離閩南來算)或1681-1645=36年(自滿清頒薙髮令)。從小在滿清體制下長大,自有意識以來從沒作過明的臣民,怎會因痛恨異族而離開家鄉到一個更落後卻仍是滿清統治下的台灣?而康熙年間也是〝渡台禁令〞最嚴的時期,尤其是康熙四十年1701以前,而偷渡潮也尚未起,他如何能渡台?出生年用永曆年號,生前沒穿過死後卻穿大明衣冠入殮(被官府知道了還得了,這需何等的勇氣與強烈的民族意識),筆者強烈懷疑連興位其實出生在台南,很可能是西拉亞人到台南討生活時以漳州來台第一代自居。至於姓氏與籍貫漳州龍溪馬崎社則來自當時一位在台南的官兵或民人。而即使連興位真的來自福建,連戰已是第9代(隔255年),連興位的基因只剩1/2^8=1/256,且很難確定中間都沒收養、招贅。不要忘了連震東、連戰二代都單傳。但連戰的母親是中國人,台華混血,他是半個中國人無誤,但不是「純粹中國人」。

蕭萬長的祖籍:1956年台灣有閩系蕭姓6.4萬人,推估現在約14萬,其中宣稱是南靖「三山」蕭氏(始祖蕭積玉)後代的很多,涌山派現有1萬多人,書山派2000年時有5852戶估約2.9萬人(肇基116人,平均每人250後裔),斗山派人數不詳(彰化社頭很多,有古蹟斗山祠,3公里外有月眉池)。蕭萬長族譜裡的祖籍地是「月眉池綺香樓」,但在漳州遍尋不著。廈門有找到一個月眉池,但沒人聽過綺香樓,而池也早已被填平建屋,僅留下長30.8米寬2.1米的月眉池巷,蕭萬長曾在廈門烏石浦蕭氏家廟祭祖充數。但蕭萬長的故鄉嘉義市北社尾有很多涌山派蕭氏,在鄭氏時期開基(1681年建保安宮),故涌山派已為他安排了位置,說涌山13世蕭勝官來台,蕭萬長是17世,但不知有何証據。蕭勝官也可能是移居北社尾後的漢化祖而非來台祖。蕭姓大本營的彰化社頭(估約2萬人)也有個半圓形、下有湧泉的月眉池,池附近還有條月眉池路。蕭萬長是不是誤把台灣當唐山?

吳敦義的祖籍:祖父由南投名間遷草屯。根據名間吳氏族譜,吳敦義是21世,他這宗支的始祖是16世的吳挖,19世有吳鉛槍、吳烏來,看起來都很像是原住民的名字。而在吳挖那一頁的「祖始家族」欄目中寫有:原籍漳浦縣山城社。但這缺乏名間吳氏的原始族譜作佐証,吳敦義原先以為祖籍是南靖,可見他家祖先牌位上也沒有這記載。當不知何處來的吳挖被編入名間吳氏族譜時,以祖籍漳浦山城為主的名間吳氏,自然會幫他填個同樣的祖籍,不然他家族會被視為異類。故筆者認為吳敦義的始祖應是〝來源不詳〞。而名間吳氏的祖籍與其他台灣家族一樣,8、9成是假的。

王金平的祖籍:族譜上的祖籍地寫得細到「白礁鄉上巷祠堂邊」,應是在龍海市角美鎮白礁村無誤,開基祖王文醫隨鄭成功來台也無誤。據路竹的「一甲白礁王」族譜,家族前3代單傳,突然第4代起分7房,1850年前後出生的第8代已有27 +6 +3 +11 +2 +9 +1 =59男。看來不多,但1670 →1850年台灣人口只增為2 ~ 4倍。王金平屬的第11代(1940年前後生)有153 +4 +23 +106 +19 +38 +0 =343男,估計家族人口應有2000人,是平均值的28倍以上。筆者推測,分成7房頭是仿照乾隆時的〝族正房長制〞整編的,不應有人能連生7子然後前6子又都子孫興旺,且一房頭又單傳一代後又奇蹟似地在第6代分成9房。推測是整編時一房頭的多數家戶祖先牌內的祖先只寫到第6代,只有少數寫到第5代的同一人或這一人名是虛構的。王金平就是屬一房頭的第6房,一房頭的第5~11代人數是1 →9 →?? →27 →?? →?? →153,增長倍數是 9 →1.7 *1.7 →1.8 *1.8 *1.8,相當高,很可能是整編的,整編時不能排除有外姓加入的可能。王金平也不能排除300年裡他的先代有外姓被收養的可能。而即使真是王文醫後代,他也只有Y染色體的78基因來自王文醫,其它幾乎都來自原住民。

江丙坤的祖籍:祖父從彰化永靖遷南投草屯,父親與他自己都曾多次到彰化尋根,都未找到是從哪一個家族分出來的,只找到祖父輩在日據時代的戶籍資料,往上便無可尋。但是他們的祖先牌上有「平和」兩字,且知始祖是江肇元。根據這資料,中國方面幫他找到平和縣大溪鎮的江寨江氏。據江寨族譜記載:乾隆初年,江肇元的第十五世江巽玉、江湘兄弟,遷彰化縣燕務下堡(今大村、員林一帶),江湘「臺灣開庄致富幾十萬,捐貢生」,江巽玉次子「捐監生」、三子入彰化縣為「廩生」。原來乾隆時期還有一個賺錢的行業叫「開庄」(墾戶說服一個部族接受他的姓氏與籍貫後,埔地就成了無主地,他也當官派的族長,並把土地登記在族長名下,使原住民淪為〝漢佃〞,詳見前文<「開庄」當官派族長可以賺很多錢>)。江丙坤出自江湘兄弟所開的庄應沒問題,但那個江家庄含有幾十幾百的原住民,江丙坤是誰的後代只有天知道。筆者推測,那個江家庄後來地賣光了,人也散了,江丙坤的祖輩去投靠永靖的〝汀州永定江氏〞,但最後也離開永靖。

辜振甫、吳伯雄:辜振甫父親辜顯榮認為祖籍地是惠安東園洋浦村,並請東園長新村來的家庭教師辜淑如攜錢回洋埔修宗祠,據洋浦族譜來台者是第8世,辜顯榮是11世,只差3代,大概不會有誤。吳伯雄的曾祖父1856年自永定思賢村來台,中秀才的祖父也回去過,應不會有誤。但他們的福建血統只剩1/16、1/8。而閩粵人其實是被華北人(漢人)殖民統治的越人,他們應思考如何光復閩粵才對,而不是再把台灣送給漢人,讓奴隸的兄弟也成奴隸。

【後記】到目前為止,台灣本土的政界大老大多以漳州為祖籍(含漳客)。國民黨的[屏東]張豐緒、[澎湖高雄]許水德、[彰化]辜振甫、[台北]高玉樹是泉州籍,[台北]李登輝、[桃園]吳伯雄是汀州永定籍,[彰化]邱創煥是潮州饒平籍,其他如[屏東]曾永權、[高雄]王金平、[台南]高育仁、連戰、黃大洲、[嘉義]蕭萬長、林金生、[彰化]謝東閔、[台中]湯耀明、[南投]林洋港、吳敦義、江丙坤、[台北]林豐正都是漳州籍。民進黨的[高雄]施明德、[嘉義]蔡同榮、[彰化]姚嘉文、[台北]黃信介是泉籍,[屏東]蘇貞昌、蔡英文、[台南]陳水扁、[嘉義]張俊雄、[南投]張俊宏、[桃園]呂秀蓮、許信良、[台北]謝長廷、[宜蘭]林義雄、陳定南、游錫?都是漳籍。但商界則多是泉州籍,如高雄陳家、鹿港辜家、基隆顏家、[屏東]聯發科蔡明介、[彰化]正新羅結、(鹿港)味全黃烈火、宏眲I振榮、華碩施崇棠、[苗栗]國泰蔡萬春兄弟、遠雄趙藤雄、[新竹]新光吳火獅、[台北]台塑王永慶、大同林挺生、旺旺蔡衍明、聯邦林榮三與宏泰林堉璘兄弟、[澎湖基隆]長榮張榮發等都是泉籍,而霧峰林家、板橋林家、[台南]奇美許文龍、統一高清愿是漳籍,[章化]頂新魏家是永定籍。科學龍頭中研院長李遠哲、翁啟惠都是泉籍。這種〝泉漳分業〞的現象需一個一個分析才能歸納出原因(例泉漳人造成的〝泉商漳農〞區域經濟的不同?),但若最後只能歸於閩南泉漳人天性的不同(例泉人的工商長才已進入基因庫而會在某些人身上突現?鹿港鎮就有4家),筆者就要懷疑:台灣是否與東南亞一樣,〝最上層〞(蔣介石帶來的華人)之下的〝上層〞其實是由閩南裔佔據的?


台灣人確定是閩客化的原住民(回顧與補充) –2013、2014

(摘錄<台灣人的族源>)

【回顧】

◆歷史人口
1683滿清據台..民12,727戶,16,820口(但學者估計最高的說有10~15萬人)
1711...民戶數不變,18,827口(1683-1711的28年裡增為1.12倍,故年增率0.40%
1756...民660147
1768...民691338
1783...民916863
1811...179萬(不含恆春、埔里等番界,道光《福建通志》195.0萬,含澎湖的4.1萬;《嘉慶重修一統志》178.7萬;筆者估計實際人數160~200萬間)
1893...254.6萬(不含生番,扣除恆春2萬、埔里1.6萬、台東州0.6萬後,1811-1893的82年裡增加為250.4/179 =1.40倍,年增率0.41%,一代30年可增為1.13倍,即養大1.13個兒子,家族人數愈多應愈接近平均值;或增加為195萬的1.29倍,年增率0.31%
1895日本據台,閩粵人停止來台,故關鍵年是1683~1811的128年,1811(嘉慶16)年以後的增加是靠生育與番口加入,移民微不足道(台灣西部已拓完,又值閩粵人下南洋的高峰期,來台者很少)。
1896...265萬(加上乙未戰爭死亡者估1.4萬,但扣除生番約8萬、支那人少於1千後,1893-1896的3年裡增加為258.4/254.6 =1.015倍,年增率 0.50%,一代30年可增為1.16倍
1912...335萬(扣除生番12.2萬、支那人1.7萬後,1896-1912的16年裡增加為321/257 =1.25倍,年增率 1.39%,一代30年可增為1.52倍
1926...401萬(扣除生番9萬,1912-1926的14年裡增加為(401-9)/(335-12.2) =1.21倍,年增率1.40%,一代30年可增為1.52倍
1943...587萬(含生番,1926-1943的17年裡增加為587/401 =1.46倍,年增率2.27%,一代30年可增為1.96倍
1956...931萬,本土約850萬(1943-1956的13年裡增加為1.45倍,年增率2.89%,一代30年可增為2.35倍
1990...2029萬,本土約1752萬(1956 →1990本土增為2.06倍
2000...2223萬(1990 →2000增為1.10倍,即1956 →2000本土增為2.27倍
◆仍在〝渡台禁令〞實施期間(1685-1874)的1711-1811年,台灣人口由5萬變成179萬,而清國記錄的合法移民(因短暫開放合法打工者接二等親內的眷屬)人數只有3萬。清初康雍乾(1662-1795)盛世,人民生活尚可,很少人有必要偷渡到一個充滿未知風險的番域。而在政府禁渡台、禁入番、禁娶番的連三禁又語言不通下也不可能靠偷渡與入贅在128年約4~5代內就消滅一個民族,連消滅一半都不可能。
◆ 1811年台灣實際人口160~200萬與1829年泉漳二州人口不超過450萬,福建族譜顯示的男性渡台比率少於1/20(甚至1/40)。以相同的年增率0.5% ~ 1.0%倒推泉漳人口與推算台灣人的閩粵基因比例(但1683~1711年以0.4%推算),結果是在3成以下;若以較接近史料的人數作估算,則少於1成。而中國史上最大的移民–二戰後107萬軍民移台(但有3萬在1956年調查時已死亡),對台灣的基因貢獻也只有9.2%。
◆荷蘭據台前,台灣已產很多稻米(同時期菲律賓、印尼、馬達加斯加也都種稻)。台灣在4200~4800年前就已有粳稻與小米,稻作從未中斷;2800~2000年前已有水井。西班牙人在淡水發現可以裝幾十艘船的稻米;宜蘭人與屏東人都以稻米向荷蘭人繳稅;西班牙人還記載了北部原住民已有工人與商人,靠替人蓋房子、鑄箭、縫衣服、製作大刀、轉販琉璃珠與瑪瑙的方式換取稻米。所謂閩粵人的拓墾,其實只是建水圳,甚至只是直接把冒充漢民的原住民的田園報官納稅,速度才會那麼快。
◆1630年代,貧瘠又無河流的珊瑚礁島屏東小琉球的人口密度達165人/km^2。以此密度推算,當時台灣西部平地至少有7000 km^2,可有116萬人,還未計4000 km^2以上的丘陵地人口。1893年全台不含生番有254.6萬人,以年增率0.4%倒推,1661年需有女祖先50萬,若「無唐山媽」,則平埔族男女至少有100萬。
◆攤開番社分布圖,社與社相距遙遠(屏東8高雄0台南6嘉義2雲林6彰化10台中15南投2苗栗8新竹1桃園4台北24宜蘭36共122平埔社),中間真的是空無一人嗎?荷鄭清初殖民者徵稅用的人口統計(生、熟番共不到7萬),都只含社番,不含難管理的散番,番社像小城邦,才是征服的目標。台灣史學者所謂的社域,頂多只是社番仗勢欺負(統治)散番的地域,而不是域內只有社番。從宜蘭、恆春的資料可知散番是社番的10倍以上,散居是種地人的居住型態(住田園旁)。
◆明明滿清禁止移民來台,閩粵當地文史也無幾十萬人移台的記載或傳說,為何台灣還會出現那麼多閩粵人,而且在禁娶番婦的禁令下還多能找到老婆而使平埔族滅亡?1874年以前,因滿清的禁入禁墾禁買番地、禁娶番婦等禁令,使閩粵籍墾戶或官員借用親朋名字把散居的原住民虛報為自己的同鄉或族親,如此將來田地才能買賣並可防止已賣田者反悔告官,還可壯大自己的家族,原民女兒也才容易出嫁,而不接受者將來要改變身份可能只能靠皇帝御賜或遠走他鄉。母系社會本就不在乎男祖是誰,而男性在父系化後地位提高了,故樂於配合。故表面看似善意的禁令成了加速同化的手段(但到後來,閩粵籍成了時尚,進步的象徵)。1875年禁令廢止後,官員全面編派祖籍給台灣人(1881年福建巡撫岑毓英通令全台劃熟番入漢籍),向世界,尤其是日本,宣示台灣已是清國人的天下,不要再妄想。
◆台灣人的祖籍大多來自墾戶與官員的編派,鐵證如山:都在確定無大量移民下,高屏客家六堆在鄭成功來台後60年內達到5萬人(康熙年間嚴禁渡台);宜蘭在14年內由番界變成漳州人佔88%(42500人)並繼續上升;枋山車城恆春平原的48村落在14年內由番界變成閩莊(10065人),山區的10番社、客番混居的12村落,後來也都改稱莊,莊民都是閩粵人;小琉球在1904 →1926的22年內由泉州人佔15.6%變成佔100%(4400人)。 鐵杉証:埔里、魚池盆地在40年內(實際或許在11年內),由番界至少6000、2100(40年可增為8500、3000)原住民變成只有4200、35人,而閩粵人由 0、少量增為8700、3200人;桃竹苗粵籍人口中有62%是1841年以後才加入戶口的,台北至苗栗遲至1875年才廢淡水廳而設二縣一廳,閩粵人口中,44%是在1811年以前就有,8%在1811~1841、16%在1841~1871、32%在1871~1926年間加入;新社在1833年才有「五十壯男」進入, 1926年已無原住民,而有6400粵人。
◆西部有很多塊平地在1760年仍被劃入番界,直到1784年以後才被納入版圖:三峽;湖口、楊梅南半、平鎮南半、大溪、龍潭;新埔、關西、芎林、竹東;造橋、頭份南半;頭屋(西北角除外)、公館、銅鑼;卓蘭、東勢、新社;潭子東半、北屯東半、太平、大里東半;另還有很多山邊的小平地,像苑裡的苑裡坑、通霄的內湖、西湖溪谷的三湖到九湖各村、…。1722年,大里、霧峰、草屯、南投、名間、集集都被劃入番界,大里集集的全部、其它的東半部在1760年以前都仍屬番界。1722年屏東平原約1/3被畫入番界;1750年,山腳平地從南到北仍有約一個村的寬度(今有沿山公路貫穿)被畫入番界,美濃的「龍肚埔」也是;到1784年才又重畫。
へへ這些緊鄰清國領土的平地會被劃為番界,不管是哪時期,應是因已有大量原住民居住。而這些番地開禁後,竟都很快就變成散居漢民的天下,每庄有數百、數千人,且常是同姓、都有老婆。像阿罩霧在1750年以前屬番界,到1786年已是烏日到霧峰10公里內3個林姓庄之一;大里杙在1721~50年間開庄,到1786年據說已有平和縣籍林姓「三千餘丁」(而1829年平和縣只有林姓男丁1萬);大湖口在1798年開庄,很快就有陳四源、張六和、范八茂、戴拾和、…等家族,其中陳四源到1894年已有500餘丁(開庄時據說只有 4兄弟)。為何這麼多的庄能同時找到這麼多同姓的人來一起開墾?清國禁止移民,台灣海峽並未出現偷渡狂潮(即使每庄都有墾戶冒死歷盡千辛萬苦回鄉合法招來數十男人,也要有相同數量的女人偷渡),而台灣其它地區的人口也未見減少,為什麼?原住民既有清國禁入禁墾禁買禁娶等政策保護,為何會凋零?真的是笨得該死、因笨而死嗎?
◆ 1956年大里、霧峰、太平3鄉共有林姓14672人佔22.1%,大多是平和縣籍。以255/850倒推回1893年是4402人,再以年增率0.4%倒推107年回1786年是2871人,此3鄉林姓就已超過1829年平和縣林姓2.1萬的1/10,尚不包括在林爽文事件中消失的(朝廷要求對林姓各犯三千餘人不可使一名漏網)。而全台另有52.7倍的林姓,很多也自稱是平和籍。
◆清代文書幾乎都不提散番,社地以外未報官陞科納稅的都是荒埔,可能是因官員不敢隨意到野外查訪,他們消息多來自墾戶。番界時期,官兵當然不會巡查;政府接受侵墾事實而開禁後,墾戶總在官員之前先與散番談好,官員查訪時已是一群漢民與一片無人異議的無主地。但官員也不是笨蛋,當然猜得到真相,卻也欣然接受這種〝合意同化〞,甚至故意在文書上把散番的地都說是荒埔,為散番將來漢化預留空間(若說有散番居住就會成為永遠的番地),再把散番漢化說成是漢民被招來拓墾。
◆1750 →2000年平均一壯男只傳下52~72現代男女,最高應不超過19~15倍,即988~1080人。而且不太可能同地同姓二祖都出現超高的生育率,故目前家族超過1000人的大都有問題。台中西屯張廖平均有294人,是平均值的6~4倍,很合理。但台灣有許多數千、甚至上萬人的大家族,這些家族顯示一個普遍的模式,就是閩粵一個村來了1人或數人,就能在台灣幾個村傳下數千人甚至數萬人。不到1/20甚至1/40渡台,但台灣後裔卻是原鄉的好幾倍。
◆台灣男人只有Y染色體的78個基因(女人0)來自第一代男祖(漢化祖或來台祖),其它20,000~25,000基因 8、9成以上都來自平埔族。
◆雍乾年間同姓超過百人的庄就有官設的族長、房長(可能是每1百丁設1房長),但子孫卻把第一任族長當成共祖,第一任房長就當成族長的兒子,開始編族譜,因而有了張六和、范八茂、…等家族。這也表示〝共祖兒子各房都很繁盛的家族〞一開始就存在大量取同一漢姓的人。
◆乾隆時期還有很多人「開庄致富」:墾戶說服一個部族接受他的姓氏與籍貫後,埔地就能賣給漢民,而他也可以分到很多錢、當官派的族長,有的甚至把土地登記在族長名下,使原住民地主淪為〝漢佃〞。筆者甚至懷疑:清國政府在原住民同意下派漢民當族長,土地登記他名下,讓他管理、漢化散番,並以他的籍貫為全族人的籍貫。原住民也把族長當作是「天朝」派駐的官員,來教導他們〝先進〞的語言與風俗習慣,並〝代繳〞租稅。台灣本是母系社會,男祖是誰不重要,而男人在父系化後地位提高了,當然都樂於配合。
◆筆者認為高屏客語人最可能是源自鄭成功軍隊中的一批四縣籍官兵,他們集體逃到高屏溪以東而未被遺返中國,也只有他們才有武力可在原住民間存活,並知道組織軍事團練「六堆」。
◆滿清為防造反而採分化政策,以客語漢化桃竹苗原住民。苗栗河谷平原原住人口多,四縣移民不可能多(百戶左右,須雙腿跋涉百多公里,再付可觀船資偷渡420公里,搶在後龍的閩語人之前佔據苗栗市)。1721年朱一貴事件與1732年吳福生事件使清廷注意到以客制閩的好用,因而在1784年(苗栗市1737年)以後在桃竹苗新領土上培植客語人口(最有效的作法是在番界開禁前派遣幾十戶客家人入墾,等局勢成熟時再開禁),使台灣即使要造反也難以團結,而且在1786年的林爽文、1795年的陳周全、1805年的蔡牽、1862年的戴潮春事件中又都發揮了效用,讓清廷政策更堅定。清廷對台實施「班兵」制度,官兵駐台每三年輪一班,且班兵不可派駐同籍人聚集的地方。既已定下分化政策,清國可能會選派四縣籍官兵駐在泉漳人聚集的後龍,以客語漢化苗栗市人。
◆在漢化蔚為風潮的年代,藉一位墾戶或入贅女婿之名或族譜就可把幾個相關的平埔部族漢化,筆者分析了霧峰林家與湖口、楊梅、新屋、冬山的四個家族。
◆ 1895年以前台灣人口增長緩慢(1811 →1893年人口179 →250萬,一代30年增為1.13倍),無男嗣的就收養、招贅,因此過了5代就不易確定自己是親生子孫,要確定祖籍更不容易。筆者分析了多位政治人物的祖籍,大部分都有問題。
◆林媽利2006年公布的台灣人組成:母系74%源自福建,26%源自高山族。2007年公布的是:母系48%福建,47%南島族,5%日本。但近400年來台灣人的母系幾乎沒變(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故四百年前平埔族的母系一半以上來自福建。平埔族長得像福建人,是現代台灣人的直接祖先。
◆林媽利的初步結果顯示,台灣父系的組成與漢化後的福建人不同,而接近壯侗民族。若簡單地以M95來推估,則台灣平地人的父系有21~41%在400年內來自福建,而體基因有可能就是10~20%。
◆台灣人祖先確實有過半來自浙閩粵,但主要不是在近400年內,而是在2000~6000年前。百越人被同化成南島語族,即平埔族,但與高山族並不同種。
◆台灣人祖先在福建人漢化前就來了。若有人證明福建人的Y分布與台灣人的相同,那其實是證明了福建人在新石器時代就已是這樣分布,而中國許多人的什麼O1是越族、O3e是漢族的討論其實都沒意義了,這些型的出現都超過1.2萬年,即在冰河期結束黃種人開始大量從南方擴散到北方之前,各地比例的不同可能只是史前機率造成。中國各省Y分布若真的相近,其實可能應溯源到漢藏、苗瑤、侗傣3語系分開之前。只有在3千年內在出現的基因,例如周文王的,或北方人中約佔5%的白種人Y染色體,才能被用來討論越、蠻、漢的混合。

【補充】



1915年06/28《台灣日日新報》(取自網路)



(a)台北凱達格蘭族武勞灣社(新莊),伊能嘉矩攝

(b)台北凱達格蘭族武勞灣社(新莊),伊能嘉矩攝

(c)平埔族(有纏頭巾的習俗),鳥居龍藏攝,可能攝於花東(豐濱新社有噶瑪蘭族、富里大莊有西拉雅族)

(d)花蓮加禮宛的噶瑪蘭族,鳥居龍藏攝於1896年

(e)花蓮加禮宛的噶瑪蘭族,鳥居龍藏攝於1896年

(f)花東的平埔族(豐濱新社有噶瑪蘭族、富里大莊有西拉雅族),女子較不像平地人,鳥居龍藏攝於1896年

(g)花東的平埔族(豐濱新社有噶瑪蘭族、富里大莊有西拉雅族),較不像平地人,鳥居龍藏攝於1896年

(h)高雄內門(木柵)的平埔族,John Thomson攝於1871年。

(i)高雄內門(木柵)的平埔族,較不像平地人,John Thomson攝於1871年。

清據末、日據初台北、花東、高雄的平埔族。除了(f)(g)(i)的女人外,看不出與一般作工的平地人有何不同,而較不像高山族。1896年日本人類學者伊能嘉矩在士林觀察,山上的凱達格蘭平埔族和街上的〝漢人〞,體格和臉形上無法區別。同一年鳥居龍藏說花東的「平埔族的體質,完全具備馬來種族的特徵」,但照片顯示的卻不然。鳥居1896年初次來台就到花東,可能尚不熟悉台灣人的長相。金關丈夫等體質人類學者調查後也認為平埔族在體質上與其他高山族相近性小,而較接近「漢人」。(a)(b)掃描自順益博物館《伊能嘉矩收藏台灣原住民影像》;(c)~(g)掃描自順益博物館《鳥居龍藏眼中的台灣原住民》;(h)(i)來自Welcome Library, London 。




乾隆《大清一統志•台灣府》:「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名曰東番。明天啟中,為紅毛荷蘭夷人所『據』,屬於日本。本朝順治六年,鄭成功逐荷蘭夷『據』之,偽置承天府。」本土台灣人就是閩南化與客家化的東番平埔族,而<福建、廣東、客家人都是被殖民漢化的百越族>,也都不是漢人。




順口溜–沈痛的呼籲

(摘錄<台灣人的族源>)

咨爾多台士 及時須醒覺 2007.4

台灣不認平埔,福建不認畬族。
兩岸同根齊忘祖,一朝同命共為奴。
糊塗糊塗,華X當大叔。

小人無效呼吼,大人不開金口。
誤認祖先惡之藪,不認祖先是豬狗。
知否知否?真相顯如斗。

高山屬南島,平埔歸百越。同語不同種,証據極明確。
閩客來台後,族識漸消滅。華人殖壓後,祖先更不屑。
阿立在咫尺,遙祭黃帝穴。敵種內外煎,民族卻分裂。
國家若遭竊,墳墓實自掘。咨爾多台士,及時須醒覺。
【註:敵種指反對台灣民族自決的外族人,非敵即友。】


胡、馬已把陰山渡 2008.12

胡馬已把陰山渡,台灣主權恐難固。
不顧尊嚴只顧肚,亡國是條不歸路。
子孫在此生養住,台人如何不保護?
性格和善任擺佈,貪錢怕死招凌辱。

世界各國在逐鹿,笑看台夫與台婦。
祖先哭泣在暗處,認敵作父不醒悟。
龍城飛將成孤鶩,台奸人數創世界記錄。
無知無恥又無術,如豬如狗亦如兔。

馬統說謊又狠酷,踐踏民權天人怒。
效法兩蔣一步步,化獨漸統心催促。
拉平經濟開序幕,限縮民主是要務。
漸撤國防揖盜入,想當滅台大人物。

民族英雄他關注,怪你台番太白目。
已無退路須自助,保台不惜把命付。
人生如電亦如露,定數早在生死簿。
完成建國要迅速,子孫自由是咱俸祿。


宣傳族源數年無效有感 2015.1

傳佛幸有阿難陀,耶穌也要靠保羅。
求得真相數年過,號召同志卻無著。
正本只為知對錯,清源才能保家國。
歎我庸拙又懦弱,祖先依然被侵奪。